沦陷区与大后方人民生活差异

一进入即有人领往二楼，见有五位军官，中间者为少将刘主任，嘱坐下后，问他何时参加了「团体」。杨鹏不明白什么是「团体」。刘再说：「就是我们局本部」。他也不了解什么是「局本部」。全场都以奇异眼光注视他。

他不知道为什么集体中必然隐藏着一些坏分子，发挥着劣根性对同事进行暗批暗贬暗斗，文的武的都有。读了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心中真是无限感慨。

这是杨鹏基于个人生命体验所产生的感慨。然而，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来看，杨鹏的父亲是地方上的仕绅，又是地主，在地方上有实质的影响力。徐禧是国民政府中的「官」，是在抗战期间替「军统」工作的人。

这两类人通常都比较「知书达礼」，知道什么是儒家文化中的「正道」。王锡三则不然。他本来就是帮会头目，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也可能被「招安」，变成为「吏」（游击队副大队长）。在抗日时期，这样的「吏」却缺乏国家力量的监督和支持。他跟帮会弟兄互动，讲的是「江湖道义」，而不是儒家传统的「正道」。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官」是流动的，「吏」则是长久依附在一定的土地上。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军统」的特派员跟游击队首领之间的关系，亦类似于此。当「官」的势力「罩」不住「吏」的时候，「吏」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土豪」，或者「流寇」，鱼肉百姓，危害乡里，甚至杀害「仕绅」。杨鹏的父亲就是这样遇害的。

当身为「官」的徐禧将变成「土皇帝」的王锡三「就地正法」之后，原来听命于王锡三的那些帮会分子，仍然留在「忠义救国军」内，但他们「仍然是当地的居民」，为当地民眾所熟悉，而有一定的「情感性成分」，「骚扰百姓的事情反倒王锡三领导时期少得多」。

杨鹏父亲被暗杀后，他由小舅舅护送到南京，住在马家，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寒假回到马家。有一日，刘叔叔到访。刘也是忠义救国军南京区特务员，在杨父担任该组织交通站站长职务后，常到杨家跟父亲会面。他们之间的活动，杨鹏一无所知，只知那是秘密公务。

杨鹏转述小舅舅，告知徐禧已格杀王锡三之事，刘谓已有报告，希望他好好读书，并继承父志为抗日地下工作尽心。一年内筹组一个抗日同心会。杨鹏听到继承父志，「自是欣然接受」。此后正式参加军统组织，以后数十年，始终未曾脱离。

他把杀父的仇恨转嫁到抗日工作，自觉神圣而光荣。他进入中大读书以后，不定期在马家与刘特派员密会。他的任务指示在校内结交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同心会」，以为后用，以及报告校内所见所闻。严格说来，上级只是在培养他，并没有交付正面抗日的工作。

到大三时，汪政府所属经济委员会（汪自兼主任）正式公开招考经济人员训练班学员。刘先生鼓励他不妨一试，若获录取，就等于打入汪组织，可获得有价值情报，供后方採用。杨鹏遵命前往报考，结果如愿录取，受训八个月，进入经委会任科员，一年后改为实业部，他升任专员。

汪精卫与日方举行「日华经济命脉联合会」，杨鹏曾经三次担任副记录（正记录是一科长）。从科员起，他的工作就是誊写会议纪录和对外文件，那时没有复印机，用复写纸一式三份，他私藏一份，丢入字纸篓。每日下班前，假作清理而携入口袋或公事包，带回宿舍。刘特派员则不定期到宿舍秘密取去复写文件。至于刘特派员如何传递到后方，他不说，杨鹏也概不过问。

变成「军统」人员

杨鹏收集的情报包括日本在沦陷区搜罗战争物资种类和数量等等，日本屡次向汪政府要求调高日军票换取汪政府储备券的比例。有好多次为汪精卫反对，也有好几次汪也让步。有一、二次汪精卫在会议上大发脾气，与日方代表争吵。

尤其是日本发动所谓「太平洋战争」后，日方多次要求汪精卫徵调三十万壮丁，支援日本日益扩大的战场。汪坚拒要求，双方气氛极其恶劣。汪因过度气愤，旧伤发炎生病，被日本诱往东京医疗，又强迫汪签字，汪寧死拒签，不久即死在东京，死因成迷。

民间传说系日军毒杀，以要挟代主席陈公博执行其征兵要求，亦未得逞。这些情报杨鹏都向刘特派员转报重庆。

在这段时期，杨鹏并不知道他的上级组织名称，刘未曾说，杨鹏也未曾问过，他只知父亲提过「忠义救国团」的名义，认为那是民间的抗日组织。日本投降后，实业部的许多同事由于失去工作而且担心被捕，纷纷离开单位，回去他们的家乡。

只有少数人和杨鹏留住。他期待刘特派员能来找他，不久，刘果然派人送一信，希望他到陆军总部总干部调查室报到。经洽订于某月某日前往与刘主任面晤。

一进入即有人领往二楼，见有五位军官，中间者为少将刘主任，嘱坐下后，问他何时参加了「团体」。杨鹏不明白什么是「团体」。刘再说：「就是我们局本部」。他也不了解什么是「局本部」。全场都以奇异眼光注视他。随着刘主任又问：「你听过蓝衣社吗？」他答：「这我当然听过。」刘主任立即又问：「你知道戴先生吗？」他答：「当然知道」。于是全场哄然大笑。刘主任说：「我们抗日地下工作做得真好，像你这样的同志，父亲为国殉职，家屋被日军炸毁了，你也受过伤吃过苦，竟然不知道你是我们戴先生领导下的军统局的工作同志。我们听了，真是高兴、开心。戴先生要知道一定更开心。」陪座的人，大家都笑逐顏开，透露出一团欢乐的气氛。

刘主任随即对他说：「我们在重庆的高干班第四期即将开班。这一次要在沦陷区中选六十个优秀工作同志赴班受训。你被选中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十月十五日启程，早晨十点到这里集合。」事出意外，杨鹏听了当然欢喜，但心中仍有犹豫。

他向刘主任说：「现在政府设立临时大学，容纳汪政府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一年，即承认国家正统学歷。一年后再去受训可不可以？」

刘斩钉截铁的说：「大学学歷又怎么样？戴先生用人注重干劲和牺牲精神。

高干班这次是最后一期，以培养警察官为主旨，毕业后分派各县市任警察局局长。

我们要掌握全国警政，委员长要成立全国警察总署，由戴先生兼任，以后的警察界是我们军统局的天下。这样的机会，你失去就不会再有，不要犹豫，回去准备好动身。」这就是命令，杨鹏知道这是他生命的转捩点。「自此而后，我将会在阳光下生活，我出头了。」

这个转捩点让杨鹏正式成为「军统」人员，有机会到重庆受训，亲身体验到「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而能够从他独特的视角，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作比较客观的分析。（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