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的拜习会并不意味中美关系有什么突破发展,而在于美中双方如何认知彼此,如何和对方打交道。从拜习会后中共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经验的决议》全文观之,可再次确认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政经发展趋势以及其领导人性格与意图。

这份《决议》再次确认习近平打破既有制度,在中共二十大连任总书记,并继续领导中共与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征途」的意图与必然性;也可确认中共中央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决心。

过往华府外交圈或川普政府时期国务卿蓬佩奥的「改变中国」路线,具有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来政治的开放和民主化」思想背景。西方世界一度期待透过把中国拉进西方经贸体系拉抬中国经济发展后,继而能促进中国朝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转型。

习近平第一任期,当时中国经济确实延续了江、胡时期较大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民间的活力不仅反映在商业发展的创新,也反映在不同价值思维的争鸣。因而外界对中国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想像来到1989年后的一个高潮。但一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揭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发展,中共更无意听命于西方价值主张,反而更坚持「党管一切」路线,甚至尝试输出「中国模式」主导国际政经秩序。

到了习近平第二任期,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差异发展和分配不均的「相对剥夺感」已经强烈到影响政权稳定;加之美中战略竞争与疫情下的经济衝击,中国社会或中共党内或许仍存有自由化或民主化的声音,但从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以及北京持续管制言论、管制互联网产业等紧缩政策观之,中南海领导人依然选择了邓小平时期的「稳定压倒一切」路线。如此情势下,期待中国走向西方价值下的自由化、民主化显非务实思考。

面对具有前述性格的互动对象,华盛顿乃至于西方世界处理对中关系的思维隐然已出现「放弃改变中国」的转向。诚如11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接受CNN的专访时所表示:「华盛顿期待改变中国体制是一个错误」,苏利文还表示「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

15日英国首相强森也意有所指提到「有些国家显然就是不会往自由市场民主政体演进」。强森还强调,「这是各界必须认清的事实;不过,英国必须应对、管控这个情况,并尽可能与相关国家维持友善、务实的关系。」

西方认知到与中国的对抗和竞争是一不可迴避的现实,连带地降低甚至放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期待。然而西方也没打算走向泾渭分明的冷战格局。大国竞合赛局变化,处于暴风圈中的小国亦应审度情势,思考控管衝突风险并保留迴旋空间的自处之道。(作者为前海基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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