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提升企业家道德价值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利己是万恶之源，所以要清除利己则要从否定私有制做起。文革更荒谬到了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在歷史尘埃基本落定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出，以往试图改变人类利己本性的努力实在是误入歧途，实现善行良俗的关键在于构建良好的制度，使得人们的利己选择可以促进社会的利益。如此论断不难在以下两个案例中得到证明。

200年前，奴隶贩子把黑人卖到新大陆去，在船上要死掉十之七八，只要有1人可卖掉，奴隶贩子就能获得丰厚利润。按照我们以往的思路，要改变黑奴的待遇（这里不讨论黑人的自由解放），只有领导黑人起义，打倒奴隶贩子。另一种选择是下船清点人数称重量付运费。前种思路的成本很大，且结果难以确认。因为起义过程有重大牺牲，起义成果可能落入叵测之徒的手中。后种思路则能在不动声色中使得黑人不仅不死，而且长胖了。因为虐待黑人产生于上船付运费，对船主来说，既然费用已经到手，那就尽可能降低运费。但如果船主的收益取决于黑人的存活与体重，则船主则尽可能改善黑人的待遇，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

巴顿将军购买降落伞，厂商提供的合格率为99%，巴顿当然不同意。如此诺曼地登陆几万个人跳下来，几百人没开枪就死了。厂商说，上帝也只能做到99%。巴顿说，下次你交货时，要随意抽一顶，戴上去，跳下来。厂商顾及自己的生命，下一次交货的合格率达到100%。不愿意提高合格率动机产生于利己，省事省力省成本。提高合格率也产生于利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跳下来死掉的风险。

这两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前后行为截然不同，这不是他们的秉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博弈的框架不同了。在故事开始，船主只有虐待黑人，厂商只有不提高合格率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故事结尾，船主只有善待黑人，厂商只有提高合格率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行为不同不是因为他们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条件变了。可见，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于改变的人的利己，而在于构建合理的制度。因为人的利己就像水之流下一样无法改变，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利己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而要避免利己之为恶，则要构建合作博弈的制度，使之只能为善，这也就相当于完善驾驭水的器具一样。试图改变人的利己，就像试图改变水之流下一样，不仅不会成功，而且愚昧专横。

也许利己是人类平庸的本性，它配不上先贤们设计的理想社会，这就需要社会放下身段来俯就人类的平庸。所谓俯就，就是依据人类的平庸来设定制度，而不是将制度建立在人类的高尚上。这样的论断也是价值理性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曾经有领导要求企业家血管里流淌道德的血液，这实际上将社会运行建立在企业家的高尚上，如果企业家不能如领导期望的那样高尚，则社会的运行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而要企业家具有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高尚，则企业家就不成其为企业家，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权利和使命。要求企业家血管里流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是侵犯和限制企业家的权利，不让实现他们的使命。这不能不是大陆企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企业家追求自己利润，损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也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从环保生态到官场腐败，从假冒偽劣到血拆强拆，到处都可以看见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影子。所以领导要求企业家讲道德，并非空穴来风，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问题是领导的对策不能是要求企业家的道德完善，而应该是健全社会管理制度，使得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努力可以促进社会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必须实现产权明晰，也就是企业家要真正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而不能用公眾和社会的钱做自己的事。同时将权力锁进笼子，也就是政府只能制定规则，并监督其实施，而不能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

（作者为大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