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是大政治 香港不能轻率躺平

田飞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同校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大陆《宪法》与政治理论、《港澳基本法》等。

香港疫情持续失控，连带引发要坚持「动态清零」或「与病毒共存」的讨论，田飞龙在大陆「观察者网」撰文指出，香港不能轻率和侥幸地企图躺平、与病毒共存，那不仅是抗疫失败，更是民生困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决定性失败。

田飞龙指出，香港第5次疫情爆发及其失控，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大陆「动态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田飞龙称，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即香港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田飞龙强调，社会配合是动态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做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

他更直言，与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

田飞龙认为，动态清零模式和病毒共存模式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调整的抗疫模式。随着动态清零经验和执行机制成熟化，在社区精准封控，加上大规模疫苗接种支撑下，动态清零是可持续的，总体成本也越来越低。

反观西方的病毒共存模式放弃政府领导和社会共同努力，他主张单方面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对病毒变异及未来扩散的风险并无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控制能力，其总体成本只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