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疫情再起下 论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投资

自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地因疫情让医疗体系几近崩溃的例子时有所闻。有些国家医疗体系扛得住，有些就完全崩溃。这种不同国家医疗体系面对疫情衝击的韧性差异，是解释各国新冠疫情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台湾的医疗体系在2020年挺过去了。去年五月疫情爆发初期让医疗体系一阵慌乱之后，最后也挺过去了。那今年呢？

答案是我不知道，就看疫情后续的发展而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情势不是那么乐观，今年台湾医疗体系会因疫情衝击而接近崩溃的机会很高。个人不表乐观的原因，是因我们过去对医疗体系的投资太少了。

一般衡量一个国家对医疗体系投资的重视程度，就是以一个国家整体国民医疗保健支出占GDP比重的大小来看。这个比例在英国，德国，法国与日本等高所得国家皆早已超过10％，韩国也超过8％，而台湾还停留在6字头，近年来一直在6.5％上下波动。这个水准连南非巴西都不如。

台湾为什么长期以来对医疗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这究竟是何以致之，熟令致之？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决策者主观认知的错误，另外一个是客观的法令限制所造成。

就决策者认知错误来看，是因为各国医疗体系长期皆面临医疗支出快速成长的压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决策者的政策目标皆聚焦在费用控制。长期下来，很多决策者的政策惰性就慢慢形成一种思维，认为多花钱在医疗体系上是一种资源分配上的累赘，费用控制或省钱才是王道。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卫组织欧洲分会的会员国聚集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开会，讨论医疗体系与健康及经济成长的互动影响，会后得到一个共识，认为政府花在医疗体系的经费不是一种累赘，而是一种投资。在这种医疗政策新思维之下，各国纷纷加大对医疗体系的投资。反观台湾因为长期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各项健保政策未跟上世卫组织所提倡的「医疗支出是一种投资」的新思潮，仍然停留在医疗费用控制的旧思维，处处以省钱为着眼。

再就现有法令的限制来看，健保法的很多规定限制了健保财源多元化的机会，让台湾的医疗投资被限制在健保经费的框架下。事实上，健保医疗支出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国民医疗保健支出。这就像要办好教育，并不能只靠学生缴的学费一样，政府也要做很多投资。在保费之外，政府还有很多管道可以加大医疗体系的投资。其中一个长期被政府部门忽略的就是透过一般税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医疗体系。

台湾在健保实施初期，公部门占医疗体系的经费超过三分之二，但在健保实施快要三十年的今天，这个比率不升反降，只剩下六成左右，形成健保制度卡住台湾医疗体系投资的不合理现象。这个制度架构在疫情爆发前，还看不出它的致命缺陷，但在疫情一波比一波凶猛的今天，公部门对医疗体系的投资长期偏低，就会成为让台湾医疗体系无法扛住疫情衝击的罪魁祸首。

最近几年来，中国武统台湾的威胁日增，政府不断加大国防投资的力道，最近还通过一项军购特别预算。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三波疫情，我们对医疗体系应该见贤思齐，也应该要透过特别预算，增加对医疗体系的投资，让在与病毒作战的前线医护人员，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我们现在对前线医护人员的感谢，不能只是停留在写卡片或帮他们买便当，而是必须有更实际的投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