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拔管」与「挺管」两派人士相争,使得当时台大校长遴选广受社会关注,最后以教育部长叶俊荣去职,避免政治黑手介入告终。随着管中闵校长无意续任,台大今年又启动了遴选程序。无独有偶,政大也正进行校长遴选作业。两所首屈一指的国立大学相继在今年要选出新校长,不仅因为它们每年由政府编列和补助超过百亿预算,更因为它们会培育出影响台湾未来30年的人才,值得社会了解与关心。

台大、政大两所大学自校长遴选时代以来,校长皆由校内教员出任,且颇富学术行政歷练,然而就各项国际大学排名而言,始终稳定落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顶尖大学。这对目前居学术界主力的五、六年级生来说,不啻是一桩遗憾与感伤。

从东亚及华人大学的前段班至落后,原因当然不在校长一人,而是教育部对师资任免、系所设置及经营、招生等有过多的管制,还有国立大学过度依赖教育部的补助,以致缺乏发展与社会或产业连结之教学研究诱因。

然而正是这样积弊已深的结构需要有魄力、有胆识,更有风骨的校长,能不惧一时谤誉,不在乎一时荣辱,不和稀泥地向教育部及立法院争取大学应有的财务独立及学术审查自由,才能让研究人力得到最好的发挥,教学与研究品质向上提升。依我的观察:目前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较易使行政手腕圆融者或争议最小者出线,上任后却无法变革或执行政见,又致平淡下台。

反观美国大学,皆在董事会下设置常设之擢才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主动过滤或邀约合适人选,再由董事会商议绩效指标及薪资福利。故遴选委员会应设计成具筛选与评量的猎人头机制,不拘泥于校内人选,以避免近亲繁殖而无法跳脱现有思考框架之弊端,提出建议人选后再交由决策单位选任。

受限于《大学法》,公立大学尚无法「法人化」,故只能以校务会议代表学校最高决策单位。然而大学校务属专业治理,应设立常任董事会,才有能量针对大学长期发展及资源配置方向做观测及分析,以供循证决策。据此,也才能选任出能协助大学发展的校长。故公立大学的行政法人化是必须走的道路,否则大学即为无主物,教育部官员或校务会议代表皆不能有效地课责校长,以致新校长上任后的治理往往乏善可陈。

现阶段可强化校长课责机制的就是遴选过程的透明度,除了在校教职员、学生与校长候选人的沟通外,更应当成是一场大学与社会的沟通,形塑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才能促成校长实践「竞选政见」的动力。让我们期待台大、政大两所大学的示范!(作者为元智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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