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司法改革下的○○○是谁，真的不重要吗？

从民国77年林洋港在司法院长任内倡议推动司法改革，迄今至少歷经35年，司法改革最为人称道的应该就是审检分离、司法独立、检察官因诸多权利收归法院走下神台（但营业秘密法又反其道而行）。近来司法院力推国民法官，国民有担任国民法官的权利及义务，其成效如何尚待观察。

平心而论，司法独立下的法院判决品质确实有提升，但是大部分裁判书至今用语仍有过于艰涩、难懂的问题，民眾、当事人乃至专业法律人士无法顺利理解，司法令人难以亲近更别说产生信赖。司法改革国是会议因此决议司法院应成立「裁判书简化暨通俗化推动委员会」，推动裁判书通俗化、「去艰深化」。该委会成立至今已有六年，还出版「裁判书类简化及通俗化推动要览」。

但吊诡的是，司法院公布各级法院裁判的作法，过度解读个人资料保护法，非常粗糙地将参与司法程序的人员去识别化，导致国民无从读懂裁判、判断其是非曲直，甚至阻碍法学的进步！以下举几个例子说明：

例一：「以上参见○○○教授着「侵权行为法」第一册，2008年3月版，第97至第100页。○○○教授系研究侵权行为法之权威教授，其上揭侵权行为要件结构论述为实务及学界所遵循。」法界人士都知道○○○教授其实就是司法院优遇大法官王泽鑑教授，去其名，有何必要？甚至不尊重王教授的着作人格权。再说法院引用权威学者的见解，是全世界常见的作法，有助于学界与实务界沟通交流，也是法学者研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不仅不应该去识别化，更应该显名。

例二：「证人○○○之证词明显与证人○○○不同，其鑑定方式亦是以品质、质量、外观及材质等项目，作为说明，全无鑑定之专业。」（智慧财产法院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83号）然而民事案件的证人身分有何去识别化的必要？证人为何可以不用为他被法院引为判决依据的个人证词具名负责？全无鑑定专业的○○○到底是哪位？难道不该公布其姓名提醒外界尽量避开？

反之，例三：「○○○与○○○两人先后当庭鑑定，却恰巧呈现出针锋相对的鑑定结果：○○○认为系争皮包均为偽品，○○○却认为系争皮包都是真品。」（智慧财产法院105年度民商诉字第49号）本案二位鑑定人都是法院认为有鑑定专业的人士，为何要去识别化？法院最后只採取其中一位的鑑定结果，该鑑定人的专业既然更获得法院肯定，后续类似案件应该可以继续沿用，既可加速案件争端解决，又可建立识别二手品牌商品真偽的专业，去识别化是为哪一端？老百姓看○○○对阵○○○，不就是看张飞打岳飞的无厘头？一头雾水之余，还怎么相信司法？

国外常见的「法庭之友」制度值得引进我国，智慧财产法院102年民商上字第8号民事判决明显有意如此做，但是就因为去识别化无功而返。本案请双方当事人各请一位专家学者出具意见书、再邀请该二位专家同时到庭说明，并在事后判决中详细审议其意见，说明其可採取或不可採取的理由。本案原本用意良好，可以成为司法裁判的新典范。可是一般读者及法界人士均不知道原告请的○○○是谁，也不知道被告请的○○○是谁，无从检验他们之间是否有利益衝突、谁的见解是否与其之前立场不一致。不管哪位专家，一旦可以躲在○○○之后，就都不用担心自己的专业意见受公评。无知之下，社会怎能要求其负起言责？「法庭之友」制度又如何建立？

如果没有人或只有极少数人要费尽精力才能看得懂判决，社会如何监督法院的判决？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不应被无限上纲到此地步，司法院忘了公部门资讯公开的义务以及其会产生的正面外部效应？让老百姓比较容易看懂判决的方法很多（例如揭露其姓，在同姓时再揭露其字部分），司法院为何不採？

其实上述问题由来已久，司法院早已知悉却不知改进！司法改革在只会要求下级法院改革、人民配合的司法院领导下，岂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