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龙城飞专栏／郝柏村回忆录的记载──也谈张宪义事件（五）【16】

前言：

前文〈五之十五〉刊出后，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笔者认为张宪义博士去国近33年，和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脱节，张宪义博士回应：「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在此部分进行回覆。但是，统独与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回覆如下：正是因为离开了33年，我不受红蓝绿政治意识形态的绑架。民主政治应该可以交谈和争论，而统独不应该像战斗，直到我活你死不可，像反极权、爱中、反霸凌、爱美、反军阀、爱日、反台独、爱民进党、反权贵、爱国民党等等情绪化反应。现在两岸内战己是歷史！台湾代表着一个(部分)中华，大陆代表着一个中国，我们应依靠两岸中华民族的智慧，以武促统不如以诚谈和，让歷史爱的洪流，随时间向前行。希望我们的孩子将看到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张宪义博士的爱心感人，他认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见中国的分裂问题可以获得和平的解决，笔者则希望能够更早一点，让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伟大的场景。然而笔者要提出，我们民族对不同意见、不同背景的人缺乏同理心和倾听力，往往形成「我对你错」的固定心态，而且一般是不自觉的。这样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中习惯性的「好人坏人」的僵硬判定模式以及近代以来长期的党化教育，笔者认为要改变或改善这个模式，我们必须非常地努力学习超越现状。

许倬云院士回应有关丁大卫与美中台关系议题，许院士说：「丁大卫是我好友，君子人也。中美关系中，台湾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现在双方都寻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动手也。」丁大卫从1979年1月16日在华府注册「美国在台协会」（AIT），到1987年初，担任董事会主席前后8年，自1987年1月到1989年底，转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一直到1995年，丁大卫一直是该机关的受托人（trustee，受国务院委托的机关代理人）。从1979到1995年，前后近17年，可以说丁大卫是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受美国政府委托的台美关系维护者，地位非常重要。丁大卫于2013年过世，不知道台湾官方和媒体有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注意到丁大卫卸任「美国在台协会」trustee的1995年，是一个敏感的一年，之前1994年新党成员郑浪平出版《1995年润八月》，造成台湾社会恐慌。没想到，1995年6月7日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丁大卫应该多少参与其中），因应美国公开向中华民国示好，中共在7月下旬先后对准台湾富贵角北方70海浬发射六枚东风15短程飞弹，同时进行军事演习，到1996年3月，美国出动两艘航母舰队前来巡防，时任参谋总长罗本立下令中山科学院，将天弓二型飞弹，改装为地对地飞弹，准备对大陆予以反击，两岸之间战云密布。这就是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事件」。我们注意到，1996年以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质变，台湾夹在中间，在国民党执政时，两岸关系缓和，民进党执政时，两岸关系恶化。许倬云院士说「中美关系中，台湾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暧昧），现在双方都寻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动手」，所谓「双方」，即是美台，所谓「扶正」，即是恢復美国与中华民国或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由此中共不得不採取军事行动。

本文：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十五〉，叙述至1985年11月4日。

1985年大事记（续）

11月5日，今天为访美最重要的一天。上午七时到美国防部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克劳上将官舍早餐，作陪者陆战队司令凯利上将，我方为温哈熊及叶昌桐，谈话于八时结束。余谈话要点为增强反潜能力PFG七获得之重要性，及中美实质军事合作关系延伸至年轻一代，加强年轻一代军人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克劳上将反应良好。

十一时，与美国防部长温柏格在美军俱乐部会议，我方参加代表为钱代表、温哈熊、叶昌桐，美方参加者助理部长阿美他琪、副助理部长凯利及丁大卫，时间只有三十分钟，余重点说明：一、我以实力维持台海和平的决心；二、我五十万常备军与三百万后备军人；三、三年来军售作业制度化及实质进展，尤以IDF案M四八H案，建立减少美方困扰的模式；四、增强反潜能力PFG七获得之重要性。温柏格反应积极。

温柏格谈菲律宾的局势，美希望马可仕能儘快进行改革，余告以菲局势不是军事能解决的，必须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二十年前，菲曾参考我土地改革办法，但并未实施。至于我在台湾基地，随时可供美军必要时使用，吾人不但维持现有基地良好状态，并加强东部空军基地地下化的建设。

晚间丁大卫在Wonair堡以晚宴款待，凯利夫妇、李洁明夫妇均参加。丁大卫除重申中美关系推展的五点原则，今日又增加两点为七点要领，余深为同意。余指出，只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代表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哲学。

（当时温哈熊是联勤总司令，叶昌桐是海军出身的副参谋总长，位阶都比果芸高，但是谈军售，驻美採购团长果芸不在场，总是不好，而且如果果芸认结识克劳上将，帮助一定很大。

此处关于台美国的军事关系应及早延伸至年轻一代军人是正确的。在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报」以后，经国先生即召见高级决策人员，商讨对策，其中为了突破「八一七公报」，我以重建中华民国与美国的长期军事实质关系为目标，其中包括：一、提出十年军售需求计画；二、自力发展高性能武器所需技术支援；三、军官赴美受训提升，双方友谊伸至下一代；四、与美太平洋总部的联络关系。（《郝柏村回忆录》，页294）不过，笔者出身军人家庭，可以说，当时1980年代台湾的军人生活水准偏低，一个普通上校月薪不过三、四万台币左右，合美金一千多元，且不少眷村尚待改建，各方面条件实在不能和美军上校相较，如何相互交流？笔者犹记大陆抗战时期，我军统局与美海军情报单位合作，共组中美合作所，结果戴笠将军没办法处理双方生活条件差得太远的问题，只有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开居住，分开饮食，当时一个美国士官的饮食经费是我军官十倍，他们一个人吃的一片牛排，我们可以用来炒出辣椒豆干牛肉丝给一个排，也就是三十个人加菜时吃。我士兵骁勇善战，然需编织草鞋，美军官辄穿皮夹克、皮靴，英姿焕发。家父告知当时美国人犹如中国人心目中英雄。郝柏村二十年前在台湾电视节目上回忆抗战中期，他还是低级军官，负责过拉夫任务，编起破破烂烂的部队，全都是大孩子，大家都没有吃饱过一天，子弹一个人平均只有六发，什么样的枪都有，国造的、苏联的、日本的、捷克的，每天都有逃兵，日军来了，坦克飞机大炮一起轰，咱中国军人、老百姓死伤惨重，能跑就跑。当时共军在延安更苦，共产党胜利以后宣传抗日战争是他们打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的？中科院前资深同仁刘锡辉先生在民国38年秋在老家广东被胡琏部队拉夫至金门，适逢共军来袭，刘锡辉立即被编入战斗序列，他当时还穿着被拉夫时的老百姓便服，手上枪也没有。然是役共军惨败，死伤四千余人，史称古寧头大捷。笔者回忆这些事，是说不管台湾、大陆，我们的军人要和美国军人、欧洲军人建立实质关系，我们的生活条件和语言能力都要有计画地大幅度地改善。

郝柏村此次访美，海军方面希望能够达成二代舰採购案，目标是PFG七－美国派里级巡洋舰，价格昂贵。后来我海军建军成功级巡洋舰队，实际情形尚需进一步了解。

国防部长温柏格谈起谈菲律宾的局势，并希望菲总统马可仕能儘快进行改革，说明美国已经认为马可仕的执政有相当大的问题。三个月后马可仕于1986年2月25日其总统就职典礼上遭群眾大规模包围抗议，眾叛亲离，全家搭乘美军直升机离开，最后流亡夏威夷，1989年过世。美国支持过之不少反共政权，由于长期执政，弊端甚多，民间反对力量积累日益强大，终被推翻。笔者不能确定温柏格提起马可仕，其中有没有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有相应的情形，因为之前几年台湾发生了几起很麻烦的命案，带给国民党相当困扰的形象问题。

丁大卫对郝柏村建议之中美关系推展的七点要领：一、低姿态；二、坚持；三、渐进；四、忍耐；五、经常接触；六、保密；七、信心。（《郝柏村回忆录》，页295）1982年的美中「八一七公报」限制了美国销售军事设施给台湾的范围。当时雷根总统于发表公报给蒋经国总统六大保证：一、军售没有终止的期限；二、军售不与中共磋商；三、关切台湾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四、美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立场不变；五，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不介入；六，美国不压迫中华民国接受中共和平谈判。最后一条，明显汲取1945年到1947年马歇尔来华调停失败，影响国民党失败的深刻教训。（《郝柏村回忆录》，页293－294）雷根总统是歷年来对中华民国最友善的美国总统，而如郝柏村所感受，负责台湾关系法具体实现的丁大卫理事长是忠诚的，也如许倬云院士评价丁大卫「君子人也」。笔者认为，在雷根总统1982年的六大保证和1983年、1985年丁大卫提出的中美关系推展七点要领，让暴风雨中的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可以有依据、有方法地带领台湾逐步走出颠覆的危险。我们回顾丁大卫的「七点要领」，其中重点在于「不要灰心」与「不断努力」，而实际的做法在于「经常接触」，见面三分情，洋人亦不例外－笔者按）

11月5日，威塞上将到四季饭店与余共进早餐，谈及他今年元月访问大陆所见，其要点为：一、见过张爱萍、杨得志；二、北韩如果向南韩进攻，美国一定会摧毁北韩；三、美国希望长期维持台海地区稳定及和平，中共曾经谈到希望解决中国统一问题，威氏告知台湾的生活水准比大陆高出很多，如果大陆能赶上台湾的生活水准，才有谈判的身价；四、渖阳与哈尔滨的工厂工人在华氏零下三十度工作，竟无暖气设备；五、参观中共一九六机械化师，装备老旧，战术呆滞，但人员表现不错；六、在上海参观中共海军，似乎很少出海，电子装备非常简陋；七、目前中共师长平均为四十岁，团长三十五岁，营长三十岁，部队相当年轻；八、越战最大的输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共。

（威塞上将在大陆所见相当有意义，整体而言，1985年的中国大陆还是相当落后，内部的干部和人民对外所知有限。然而，中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美方表示「希望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说明这不是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是民族主义与民族情感，至于谁穷谁富，不是根本问题，谁都有穷的时候。问题在于大陆老百姓可能已经习惯了共产党的统治，在长期封闭的环境里，以为台湾方面也应该可以适应共产党的领导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最自由的十年，文革以后，中共也在思考以后的方向，民间知识分子和一般平民也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条新路，所以当时大陆出现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这个看似活跃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下面，有两个伏流在彼此衝击着，一是民间反思解放以后的共产党种种的问题，一是基本教义派（大陆翻为原教旨主义）共产党的准备反扑，消灭一切反对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和言论，最后形成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就是「六四事件」，整个翻覆了中国往更政治开明的方向发展的机会。这些现象，当年大陆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都在里面，但是美国人去中国大陆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包括多年来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去大陆亦然。六四以后，中共痛定思痛，邓小平1992年南巡，大陆开始真正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才蓬勃开展。今天的中国大陆其实和1980年代，有不同与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大幅成长，达到世界上与西方和日本平齐的水平，这方面我们必需肯定其努力与成绩。相同的地方是民间社会仍然盼望有更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出现，并不是老百姓吃饱了、有车开，就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和言论了。这些情形，笔者认为美国并不实际了解中国人的问题和需要，不少人以为打倒了共产党，中国立刻就重生了，这是不正确的。中国人需要的是缓和的改变和进步，不是革命，因为已经革命七十多年了。至于中共是否可以提供大陆人民的如此需求，笔者认为中共必须如此。目前大陆似乎有极左的政治气候，其实其中主要的部分是美国需要改变美国，以重新领导世界而制造出来的，美国了解如何让共产党被刺激地往左转，中共也因为受到自身歷史和文化的制约，不得不随之而起。但是，笔者认为这不是坏事，中共确实需要彻底地反思自己的基本立国精神和作法，目前是一个转捩点－笔者按）（待续）

（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歷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