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文〈五之十七〉刊出后,笔者记载「美国副总统布希于1985年11月22日见钱復说:『我讲这话你不高兴,十年前我在北京很苦,现在有天壤之别,他们真有进步。』钱认为如再说中共濒临崩溃,别人不会相信,反统战应有积极作法,宣传应有可信度。」张宪义博士回应:「1989年中国天安门学运后,『公司』曾派人来爱达荷实验室拜访我。会上,他问了我一个关于中国科研现状的问题。他说参观了实验室,发现他们没有好的电脑设备,似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进它。但是,我相信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教育体系,而且他们工作非常努力。只要他们有先进的电脑设备,他们可以快速赶上的。此外,盗版的微软办公软件和科学应用软件配备齐全,供研究生使用。我见过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的科学应用软件配备很齐全。那时,中国还没有很大的市场。只要『盗亦有道』,美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0、80年代,台湾科学教科书的盗版也是很多的。」所谓「公司」,应为美中央情报局,笔者认为张宪义博士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老子曰:「祸福相倚。」中国大陆在解放后三十年,共产党员与人民歷经各种残酷政治运动,毛泽东过世后,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濒临崩溃边缘,当时共产党不能再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日本、美国、苏联了。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回程中参观日本,属下向他匯报台湾的情形,他感嘆地说:「我们自惭形秽」。后来邓小平参访新加坡,惊讶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成为一座美丽富裕、人民自由、官员廉洁的花园城市国,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在中国,你也一定办得到」,邓小平当时深感刺激,才有之后的深圳特区(笔者在1990年代初和大陆友人从广州欲进入深圳被海关挡住,因为笔者将台胞证放在旅馆,才知道当时一般人民根本不能随意进出深圳)。邓小平后来回忆「1960年代西方世界在经济起飞,我们在搞文革。」1980年以后10年多的中国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党中央政策的折腾中进行的,主要是党内对于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激烈:到底中国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如果放任人民搞一点资本主义,结果越搞越大,老百姓自己干就得了呗!那么还要不要咱们共产党专政呢?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共产党中广大的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才因为老百姓普遍渴望有好的生活,挡不住整个社会往自由市场发展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六四以后,因此共产党不但必须放松政策,还要调整思想和战略,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从那个时候真正开始的。而1980年代台商大量「非法」进入大陆发展,带动了中国大陆沿海数以百万计的小型与家庭企业的技术化、工厂化、商业化、产品化、外销化的蓬勃发展,其功劳之大,简直无法形容,尤其咱们台商许多在台湾习以为常的言行,如逃漏税、环境污染、生活腐化、引诱官员合作贪瀆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大陆人民完全「心灵契合」,共同发展之速,如滚火球,沛然莫之能御(笔者1990年代中赴大陆,在哈尔滨街上,听满街高声贝播放邓丽君、陈淑桦等的「靡靡之音」,听到怕。这些台湾女人唱起歌来,不但音调软绵甜蜜,而且如怨如诉,似乎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大陆人疯魔之余,简直没办法想像台湾人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歌曲?后来邓小平认为邓丽君的歌曲有亡党亡国之虞,曾下令不准播放。)
本文: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十七〉,叙述至1985年11月8日。由于本文转入郝总长日记时间太长,笔者希望再过四、五期后,做一基本结论,然后再看下一阶段可以写哪一方面的题目,对读者有所交待。
1985年大事记(续)
11月10日,下午五时晋见蒋夫人请安,并就利用眷村改建以增建职务官舍构想提出报告,孔总经理亦在座,余深信经余面报后,总政战部的构想应可实现,晚间阳明公司驻纽约总经理在世贸大楼招待。
(1965年11月,郝柏村调任老总统蒋公的侍卫长。之前他是第三军军长,于1964年夏天派任,然后被指派为当年双十国庆阅兵指挥官,那是蒋公最后一次阅兵,可见郝柏村在蒋公面前已经是中生代将领中的标竿了。蒋公于1965年春准备反攻大陆,年底却将郝柏村由第三军军长调出,派入官邸,负责蒋公的警卫安全、日常行程安排以及军事文书的承转,这是一个领袖身边枢纽的位置,但是笔者认为离开部队的指挥官,就像分公司总经理调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虽置身权力核心,得见政府内外要人,然动见观瞻,稍有失误,极为严重,未来发展得失不易估算,而且武官进入内务府,似乎说明反攻大陆的任务暂时要延后了。郝柏村说官邸大事多由经国先生作主,公馆诸事则夫人与孔二小姐发言权大。(《郝柏村回忆录》,页175-178)郝柏村在官邸中服务六年,1970年元月派任野战第一军团司令。郝柏村1965年底进入官邸,整整20年后,1985年底在美国纽约见到蒋夫人,所谓孔总经理,可能即是当年的孔二小姐孔令伟,长年负责圆山饭店,而蒋公已过世十年。按理,眾人在海外见面,格外亲切,然郝柏村日记中并未记载感情流露部分。令笔者好奇的是,为何向蒋夫人禀报眷村改建事宜?此时王升已去职,所谓「总政战部的构想应可实现」,令人摸不着头脑,除非部分用地牵涉到妇联会或官邸旁眷村的财产-笔者按)
11月16日,八时,巡视FW工作人员生活区,九时,通用动力总经理罗吉斯在乡村俱乐部请早餐,并单独会谈,提出两个问题:一、软体发展第一阶段由通用动力公司负责,然后再就维护能力转移我方;第二阶段再由我自行依自己武器系统来发展。二、採购必须在FW办公室,且任期至少一年。罗吉斯找余单独谈,显见他对IDF的热心支持远超过去。余一再强调所谓IDF绝非一切由自己做,而在自制的掩护下,所有零组件力求与F十六一致,一方面减少技术风险,一方面有利于尔后后勤支援。IDF在政策决定可谓已克服一切困难,而技术决心实为余此次访问FW最重要的目的,而自华锡钧以下对余歷次技术政策指示似乎均不了解,而始终未能贯彻至工作基层。
(FW为Ft. Worth是通用动力飞机制造厂所在。郝柏村在此说明IDF的自制率不高。以近年来汉翔公司的情形应可了解航空产业的发展,筚路蓝缕,十分艰辛。IDF(即经国号战机)在2000年停产,中华民国向美国持续採购高级战机。可见战机的设计与发展,一方面得不到核心技术,一方面不能外销,只靠国家预算,是无法维持的。以日本过去战机的进步以及重工业的基础,二战以后,亦未见日本自制商用飞机和战机,台湾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基础。郝柏村可能期望在中科院内逐步建立一个垂直整合的战机设计与维护体系,但是华锡钧与相关主管以及资深技术人员都了解,以我们的规模和能力以及体制,是不可能的。以美国的国力,尚且旦旦夕夕以各式各样的办法促销他们的商业飞机和战机,以台湾蕞尔小国,如何能够在全球航空产业中立足?笔者在1979年在美国留学,即常听见西雅图的波音公司由于生意萧条,维持不下去。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笑话,是说在西雅图的联外大道上,有一幅巨大标题:「最后离开西雅图的人,请关灯(The one who last leaves Seattle please turns off the lights.)」,也就是说,失业率高涨,西雅图快要变成空城了,最后离开的人请把西雅图市的灯熄灭吧!当时微软还是一个小小公司,星巴克老板舒滋在纽约担任销售厨具的业务经理,亚马逊电商创办人贝佐斯可能高中还没有毕业,西雅图长期以来的主要经济就是一直靠着波音公司在撑着。我们要注意,1980年代,以上所提到的人的年薪先后都在五万美元以上,以他们当时的20几岁的年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现在这些人的资产都在千亿美元之谱。我们必须反思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个人创新能力与勇于任事的表现。东方社会主要是打团体战,讲究平均分配,惟一可以激励的工具是升官,大家摆出长官部属的终身结构,完全是封建思想。所以笔者一直不认为中国文化会产生大商人,顶多家族企业,基本三代、四代也就搞不下去了。现在共产党整马云,基本概念相同,大家要均分,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其实是不正确的,惟有成功的大企业家与健康的大企业可以提供社会所需的基本资源,凭国家与党的机制是不可能致富的,最多搞乌托邦式的小康社会,这不是社会主义,是老子的思想,也是毛泽东人民公社的想法。
笔者以雄才大略的郝柏村的心思,推想他的愿景,如果当年国民党留在中国,郝柏村的愿望是可能的,然生不逢时。他能从参谋总长到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长,已经是位极人臣。中国歷史有文字的三千七百年中,像郝柏村能够在一个败阵集团中,日以继夜地努力,达到他人生的高峰,从而维护了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这样的功业是非常少数的。他并非完人,然而郝柏村一生没有害人,所以笔者是非常佩服他的。如果以郝柏村对IDF的发展图像来看,客观来说,成功机会不大,但是他会这样想,也努力地去推动,说明他有强烈的企图心,这一点相信经国先生是看见的,不像许多典型的国民党官员,墨守成规,绝不敢有伟大梦想。与其说郝柏村命好,有蒋氏父子栽培,但是蒋氏身边人物如过江之鲫,惟有郝柏村能够坚持下来,一直撑到经国先生生命的终结。经国先生以后,外省高级官员能够在绝大本土压力下,勉力而为,又没有对对岸的共产党发出不合国民党节操的言行,退休以后常保喜乐,极少发出尖酸愤懑之语,笔者认为大陆来台的一代人中,郝柏村确实可以做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楷模-笔者按)(待续)
(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歷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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