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理想的中国：敬悼余英时先生（陈復）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不幸于8月1日过世，享耆寿91岁。余先生一生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中华文化的重建议题，他中英文着作近60本，对海内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影响甚鉅。他善于结合欧美社会科学理论来谈思想史议题，诸如拿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观点来讨论传统儒释道思想对明清商业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益，阐释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的阶段与三教无负于商业的观点，写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鉅着，其将韦伯的新教伦理转换成儒释道三教，藉此反驳马克斯（Karl Marx）唯物史观揭示歷史五大阶段适用于全部人类的普遍规律，就发掘中国传统与其原始经典所呈现的内在理路来说，余英时先生的确有巨大贡献。

晚年，余英时先生写出《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这本书，其引用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的「轴心突破」这套说法，再借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社会进化论，来讨论中国歷史上几个关键发展阶段，尤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突破，他视其天人关系的转向起源于个人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尤其有一大群「士阶层」对殷商时期的「巫传统」构筑的知识体系出现反动，从而产生思想的突破，关键在于将「道」替换掉本来巫者信奉的「神」，再将「心」的变化替换掉沟通天人的神秘机能，其轴心突破的关键在于拿「心学」取代「神学」，奠立中华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这着实是余先生替中华思想存在于世间的价值，提供的一大精神资产。

然而，终其一生，余英时先生带着中国传统的士人气息，常在书斋中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严厉批评中共政权，后期则对于发生在台湾或香港的各种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现对抗中共的声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场都不是从宪政秩序的角度出发来检视公民肩负的权利与义务，从中检视自由的深度与限度，而只是基于对中共政权的刻板印象出发，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现象，儘管他说自己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他这些时论从未自我检视是否具有政治学的理论依据，只是凭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胸怀，就发出巨人般的声量，且往往激起学术圈的千堆雪，进而产生撼动政局的能量，甚至大陆人社学者都常对他表示支持，藉此指桑骂槐，其间的心理与效益，正印证着他毕生关注的反智主义现象。

总结余英时先生的论学与议政，敝人有两点看法：其一，就论学层面而言，余先生结合社会科学理论来谈歷史，别开史学探讨的生面，虽然依旧不脱乾嘉考据学的遗风，但已属文史学术极上乘的表现，但他未曾运用自己丰厚的传统素养展开理论的创发与架构，从而引领史学研究前行，并拓展出华人自身的本土社会科学，这实属一大遗憾。其二，就论政层面而言，余英时先生从六四事件后，就对中共政权带有偏见的厌恶，未曾认识到其正在往回归中华文化的路上大幅调整，更拒绝从中西文明正面临衝突的视野中，给予建设性的忠告。任何讨论如果只是带着敌意来批评，不可能促成任何深层改变。余英时先生已完成他的人生，但如何从思想与学术层面开创出他理想的中国，这尚有赖后人来持续耕耘。

（作者为国立东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