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台湾人为何要读懂中国（朱高正）

编按：前立法委员朱高正不幸于10月22日过世。这篇文章是他去年写就，交给本报发表，如今已成为遗作。他的原题是「正视中国─从李君如〈如何读懂中国〉谈起」，对于台湾为何要重新认识中国有详细的论证。此文堪称他近年对两岸政治观察的代表作。

由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所写的《如何读懂中国》，是罕见的坦率而全面深入探讨外界对中国大陆误解的一篇雄文。

冷战思维 台湾人不懂中国

很多人对当今的中国大陆的评价，就是「一党专政」。一言以蔽之，以一党专政来批评中共独裁、专制，也就成为外界对中共的刻板印象。但是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震撼全球。1978年中国大陆的人均所得才78美元，而现在已经突破1万美元，增长超过100倍。而在这40年里头，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了40倍，也就由原来的3000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也从200亿美元增长到41000亿美元，成长200倍以上。而从2009年汽车的销售量成为全球第一，2010年发电总量全球第一，2011年工业产值全球第一，从2012年外贸总额也跃居全球第一。因此，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稳稳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在可预见的五到八年内，中国大陆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回顾一下，从1978年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国大陆从一穷二白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如果是靠一党专政，只靠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怎么能够取得这么样辉煌的成就？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成就，显然离不开中共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撑。因此李君如这篇《如何读懂中国》，从国家法学（Staatsrechslehre）的层面来看，是一篇值得细读、精读的佳作，也是对中共政治体制的有理、有节而有说服力的辩护。他本来是针对部分美国政界或人民，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习惯性地把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解，直接套在中国共产党头上。

其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坚持走自主独立的道路，不仅在国共合作方面坚持自主独立，在跟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交涉的过程中也坚持自主独立的原则，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大陆打出一片江山。因此这篇宏文，对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理解有所破，也有所立。所破的，就是在破除外界的误解、误读中国；所立的，是跟大家介绍新的政党型态和新的无缝隙、没有民主休眠期的「全过程民主」。对于外界所普遍认为选举民主，还加上一个「协商民主」。在这篇有破、有立的雄文当中，替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提供深具说服力的论证。

其实，不仅是美国人不懂中国而已，连台湾同胞也不太懂中国大陆。因为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自1949年台湾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企业上依赖日本，这是由战后的格局所定。因此不仅美国有部分人士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日本的右翼人士以及在台湾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培养起来的台湾同胞，也都对大陆的政治体制有很深的成见、偏见、误解与误读。笔者早年留学德国，除了专研康德哲学以外，国家法学也是笔者的研究重点之一，其中包括研习《波恩基本法》，即联邦德国宪法，政党法、选举法以及国会议事规则，对于德国战后的民主化有一定的了解，对德国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

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政党制度、民主制度，刚好跟笔者所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再次，笔者当年所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康德的人权与公民权学说》，这篇博士论文后来被世界权威哲学杂志《康德研究》誉为当代研究康德法权哲学四部必备着作之一。而笔者的博士论文，其实就是笔者日后在台湾从事民主改革运动的蓝本和理论基础。尔后亲自主导打破国民党的党禁政策，创建了民主进步党。后来由于坚决反对台独，另行筹组中华社会民主党，而中华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却也给1990年以后的中共发展，提供了借鉴的蓝图，包括「生态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在这篇宏文里头，最后讲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实就涉及到传统文化在完成中国全方位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台湾同胞来讲，要补修「中共党史」的课程，由于长期浸淫在反共教育之中，养成很片面解读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习惯。今天我们要实事求是，如何为两岸谋求和平统一，以及在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上两岸如何偕手共进，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大家深思。所以今天不仅希望美国人读懂中国，台湾同胞更是有迫切的需要，了解在祖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

双十协议破局 引爆国共内战

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政党制度，就得先厘清现代政党制度的起源。眾所周知，现代的政党制度起源于16世纪末英国的光荣革命，当时由于地方的诸侯贵族大地主受不了绝对专制王权需索无度的徵税、徵兵，苦不堪言，因此团结起来向国王施压，因此就形成了支持国王的托锐党和与国王对抗的惠格党。托锐党就是后来保守党的前身，而惠格党后来更进一步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结合，而成为自由党的前身。就像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席耶斯在《什么是第三等级？》里面提到的，所谓第三等级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工商资本家。第一等级是指教会的僧侣阶级，第二等级是指贵族、大地主阶级，第三等级则是刚刚踏上歷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

而工党则要等到19世纪末社会主义劳工运动风起云涌之后，才在进入20世纪时，由于选举法的修改，英国才有工党的出现。其实，工党就代表第四等级。因此马克思批评西方的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是符合现实的描述。因为有了英国的最早的托锐跟惠格，以至到最后的保守党跟自由党，最后演变成今天的自由党跟工党，形成两党政治的格局。而法国则由于大革命而形成多党派的形式，但基本上还是分成左翼和右翼。所以你如果要以现代政党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因为歷史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所面临的、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

我们姑且来看看，二战以后德国人最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政党制度，1976年他们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的政党法，把政党予以法制化唯一的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的政党政治跟它的民主宪政的实践是互为表里的。德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离不开政党制度。但是我们来看看，德国人在政党法里面就规定政党的主要责任是建构国民总意志（Volkswillensbildung），这个总意志（Volkswille）是最早由法国的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也就代表被统治人民的「公共意志」，不是个别的意志，而是集体的意志。但是政党（party）这个字的起源，在拉丁文叫（pars），就是部分的意思，而部分又要代表总体，这本身就有矛盾。中国大陆的政党制度，事实上是透过政治协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参政议政。用政治协商来弥补政党不能成为国民总意志的缺憾。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就是1946年的「双十协定」里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蒋、毛会谈之后，决定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它的原始构想就是由国民党、共产党各派出9位代表，各民主党派9位，然后有代表性的无党籍人士9位。后来因为青年党坚持要占5席，结果由共产党提议总额增加2席，从36席变成38席，而共产党主动让出2席给青年党，要求国民党让出1席给青年党，大家就按照这样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战后如何和平建国。后来因为国民党内部极右派的反对，双十协议烟消云散，造成国共内战。

内战之后，共产党还是照常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时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还有部分无党籍代表，逃到台湾，没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建国大典。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却从此就一直保留下来，成为补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政策谘询机构。参加政协的这些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八个党派。改革开放以后，再加上一个工商联，来充实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性。因此中共的政党制度离不开现代政党制度的起源，但是它补强了资本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缺失，坚持人民民主，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也就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议政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新型态的政党制度，这个跟一党专政完全扯不上关系。

民进党变色 走向台独反中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尤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陷入困境，而与政党制度相表里的代议民主政治体制则荒腔走板，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公投、西班牙嘉泰隆尼亚的独立公投，以至义大利五星运动党纷纷出现。连德国「两大一小」的政党格局，也在2017年9月的国会选举彻底破灭，变成「两不大、四不小」的政党格局。事实上，在二战以后制定联邦宪法时，德国花了很多的精力，试图在宪政设计上，制止纳粹出现前那种小党林立的政党乱象，现在又浮现出来了。而今德国的极右派政党声势如日中天，看样子默克尔也无能为力，尤其在德东地区极右翼政党已经成为第一大党，不是基民党或社民党所能抗衡。因此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沦入政党之间的恶斗，就像台湾一样，也是流入蓝、绿之间的恶斗，因此政府变得没办法做中、长期的政策规画，沦于短视近利，提出的政见很难实现，政见后来成为忽悠选民的口号而已。

政党本来就是为了建构国民总意志，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为了要实现建构国民总意志，它就必须要从严治党，由上而下以开明专制来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强调，政党间不是斗争而是合作，就像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政协所提出来的十六字要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所谓长期共存，不是你死我活；互相监督，不是搞臭对方；肝胆相照，不是尔虞我诈；荣辱与共，不是我荣你枯。也就是大家共荣共存的这种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涵，也是补充少数服从多数的缺憾。让少数意见也能够在政治协商会议里面充分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策施行当中，能够真正体现出国民总意志。

反观台湾，一般民眾对目前的非蓝即绿的政党对抗深恶痛绝。其实这个「党」字拆开来就是「尚黑」为党，尚黑就是最黑的就是党。台湾的党，不要说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其实都是在藉着党来追逐个人的利益。把追逐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人民之上，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为什么共产党声势一天比一天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在85%以上，而在台湾大家对政党的满意度都在40%以下。两岸的政党制度，台湾只知道汲取西方政治制度的糟粕，没有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而中共的政党制度则吸收西方政党制度的精华，而且还补强其不足，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清醒认识到的。

本文一开始就以中、苏共对待末代皇帝与沙皇的大不同，说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基本上的分歧。大家都知道沙皇全家遭到很残酷的肉体消灭，而中共对于末代皇帝，只要求他们不再搞破坏的活动，就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这叫做「革命的人道主义」。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是诞生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只不过中国国民党要追溯到1894年甲午战争，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而共产党则要在一次大战以后，由于巴黎和会中国遭到不公平对待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产物。

不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担负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但因为两者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造成后来的国共内战，以至于中国国民党撤守台湾，而中国共产党则在1949年成为大陆新政权的主人翁。至于民主进步党，则是诞生在宝岛台湾，它也背负着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后的抗日民族运动，然后国民党撤守台湾后，实施白色恐怖，也就从这种党外民主运动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经歷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由于积极参与中央和地方选举，终于在1986年组成民主进步党。其实民进党是一个地方性的政党，它是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而起家的。但很不幸，后来民进党渐渐走向台独、反中的道路，也为两岸的和平统一抹上一层阴影。

国民党分裂 共产党改造

其实从宏观的格局来看，国民党一直不断的分裂，民进党则从反对党走向执政党，从民主化的诉求变成台独的诉求，全都走偏了。反观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标榜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復兴」作为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看来这三个党虽然都是歷史的产物，由于走向不同的道路，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未来。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歷经主流、非主流斗争，非主流斗争失败，造成新国民党连线出走，成为新党；李登辉与宋楚瑜翻脸，造成国民党第二次的出走，宋楚瑜另组亲民党。以至于今天由于反中已经在台湾成为一股重要的潮流，媒体对大陆的报导，正面的报导虽然也有，但是只报一次，负面新闻的报导则是铺天盖地，一再反覆地播放，这就造成了一曝十寒的效果。让台湾同胞对大陆的印象，无视于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仍停留在落伍、破旧的形象。

其实中国共产党明年就满一百年，它还是充满朝气活力，这在世界政党当中实在罕见。而且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经过70多年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窘境，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更是傲视全球。这都应该要归功于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群眾路线与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包括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应声倒地，而中国共产党伙同朝鲜、越南，这三个共产政权没有垮台，这当然里面涉及到越南、朝鲜跟中国一样都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所以如果要拿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解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产生误解那是必然的。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你就要了解中共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中国的政党制度、民主制度和人权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被西方国家批评最多的，就是因为一党专政所引起的关于民主、人权不受到尊重与保障。从欧盟的组织就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看法。要申请加入欧盟有三个条件，首先是要尊重、保障基本人权，其次是要实施代议民主政治，第三个则是要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般来讲，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在代议民主体制和基本人权的尊重上面。然而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大陆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刚好跟他们所设想的背道而驰。如果中国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不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代议民主政治，照理来讲，经济发展应该没办法取得成功。这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近代的政党和民主制度都跟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分不开，而代议民主政治体制就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印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崛起，就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动，要求人民民主专政。

现在我们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西方一般都把竞争性选举当成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所谓竞争性的选举，包括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在公开选举当中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但我们发现这些竞争到最后都沦于意气之争，互挖疮疤，连十八代祖宗全部都挖出来。这种揭人隐私的风气，对整个政治氛围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讲到选举又离不开政党，这个政党除了建构国民总意志的责任外，也负责提名、推荐各种公职候选人的人选。现在台湾黑道从政漂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地方民意代表60%以上都有黑道的背景，这就知道台湾的民主政治跟政党体制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为了改革民主的选举体制，德国在战后推出了两票制，一票投给个人，一票投给政党，这个两票制现今已经广为欧盟国家採行，而日本和台埆也部分採用了德国的两票制。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都还停留在所谓竞争性选举，赢者全拿的局面。

所以大陆就透过政治协商让无党派但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能够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除了选举民主以外，还加上一个协商民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选举民主指的是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由人民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而人民代表则必须由选民经由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协商民主指的是执政党政府对基层民眾自治组织，在做决策前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民主协商，充分听取人民群眾的意见。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选举期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投票之后也不会进入「民主休眠期」。在选民投票后，还要透过各个不同的协商民主制度，让选民来参与决策，这是新创的「全过程民主」。

解决实质人权 强化经济建设

事实上，代议民主政治体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由于排外、反移民的极右风潮，再加上互连网时代对贫富差距拉大不满的极左风潮，两股力量匯整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代议民主政治就显得苍白无力。这从现在欧美所谓的先进国家所碰到的困境，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而台湾同胞对目前台湾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摇头，莫可奈何，看不到任何改进的苗头。至于人权的问题，其实我们先要分清楚，形式人权和实质人权的差别，所谓形式人权就是指传统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人权清单，比如：言论自由、讲学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种种的自由权，这是形式的人权，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在向封建贵族阶级夺权过程中的主要诉求。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实质人权，也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毋寧是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实质人权尤其在中国这100多年来一穷二白的境地，今天能够让大家脱贫，这是歷史的进步。再者因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而使得没有国家主权的保护，就没有各类人权的保障，因此集体人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国家主权常常会超过对个人人权的保障之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先从争取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然后才能慢慢落实的。

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里面确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权的大解放，因而制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劳动保险条例等等，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权的实现。而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里面，人权就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障，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实现和保障人权，这就实现了中国歷史上第二次的人权大解放。

还记得冷战期间，要进入东德有一本禁书是不能带的，那就是《联邦德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在上个世纪末，笔者亲眼看到中共为了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拼命印书，而且还鼓励民可以告官，这又是一种开明专制由上而下的体现。大陆虽然常常发生一些人权问题，但基本上在不断改进、完善之中。至于台湾的人权问题，从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藉着转型正义的美名，对国民党进行清算斗争，简直是进入另外一种台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去中独台，无所不用其极。现在甚至连主张和平统一的权利，都受到《反渗透法》起诉的威胁。也就是台湾执政当局，对反台独的不宽容，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正确的标准，这是对人权最大的伤害。

当年笔者以无比的勇气打破国民党的党禁政策，创建华人地区的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它的初衷是要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能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除戒严令，恢復人民在现代正常国家所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实施民主宪政。但事与愿违，在民进党成立之后，由于本土意识被操弄，成为独台、反中，以至于民主化走上歧途。实质上，就变成新进掌权的民进党滥用国家权力，清算过去的执政党，其实两者都是一丘之貉，这对于族群的和谐、国家社会的进步，非但没有帮助，而且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也就是现在台湾一般民眾，对于现有的政党体制和代议民主体制的不满，至于各式各样的新兴政治党派此起彼落，也代表着对现有政局的担忧。

西方人讲主义 中国人讲仁道

反观大陆採用协商民主来补充选举民主，虽然没有像一般西方国家那么激烈的国会政策辩论，但是共产党却能够发挥「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精神，稳步推进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尤其擅长做中、长期的规画，使中国现在已经稳稳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可预见的三、五年内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陆与台湾的反差不可谓不大，这都是值得我们细加深思的，而不是以共产党「一党专政」四个字就可以轻易解释。我们分析政治，就要实事求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有益就採用，对人民不利就不採用。

最后本文强调美国人不懂中国的关键，就是不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文里头提出了「和」与「天下一家」的理念，已经触碰到中国价值观的核心。笔者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在反覆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歷史上存在过的26个文明，就唯独中华文明能够死而復生，为何唯独中华文明可以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创新。经由中西文化的比较，我将中华传统文化归结成三个要素，那就是「仁」、「中」、「家」。只有充分认识到「仁」、「中」、「家」是中西文化在价值观的基本差异，才能如实地读懂中国。

首先来谈「仁」，中国跟西方最大不同，近代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强调个性的解放，结果就造成强者压迫弱者的结果，以至造成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中国向来不讲个人主义，这个「仁」强调「二人为仁」，两个人才叫做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学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就是怎么样处理好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那就是孟子所说的，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只要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五伦，处理好，那就可以处理好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就像本文提到的中国人一开始就侧重在集体主义，他并不是忽略个性的集体主义，而是以「家」为共同的关照点，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要由亲己之亲到亲己之不亲，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到最后以天下为一家，这是「仁」在家中的应用。

其次讲这个「中」，中国人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就中国人不讲「主义」。西方人常常讲什么「主义」（isms）。所谓「主义」那就是有所偏，才叫主义。中国人讲的是中庸之道，反对偏颇。中国人讲的中，接近于这个「义」，所谓「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当，人世间千变万化，不能依照一定的法则来处理，一定要适当地考量方方面面，来妥当处理。所以讲这个中就是无所偏倚，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中自然包括了和，包括了宽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从来都没有宗教迫害的问题。没有政治迫害宗教的悲剧，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不断的扩大，周边的民族才不断地认同，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走过屈辱歷史 中国人站起来

最后谈到这个「家」，中国这个家的观念，也跟儒家思想分不开，诚如孟子所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之所以把天下让给舜，就是舜在孝、悌两方面做到极致，因此也就成为孔子所最为推崇的圣王。这个家在中国可以取代西方上帝的作用。在西方处理德、福问题上，最彻底的莫过于康德哲学。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头，认为「德」与「福」理性上必然要求要相结合，也就是说好人应该得到好报，恶人应该得到恶报。但在现实生活上，好人往往就得不到好报，恶人也没得到恶报。因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被否认的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在《实践理性批判》让它復活了。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每个人从生下来，你做过什么？讲过什么？想过什么？他通通有记录。你一辈子的言行想法总结之后，还有剩下，善大于恶，就让你上天堂；如果有亏损，就让你下地狱。报应还是报应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显现。

而在中国就不同了，看到好人没得到好报，恶人没得到恶报，大家就会说，是因为他祖宗留下的庇荫，他还没用完，或者说他前世留下来的罪愆还没赎完，所以才会有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祸福不是取决于他个人而已，还取决于他的父祖辈和儿孙辈。所以每个人在世的时候，都要多行善事，为子孙在命运银行里面多留点存款。中国人就是以这样的集体主义活在家中，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要远比西方人强得太多。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家属称谓是最齐全的，就像爱斯基摩人可以分辨出二十种以上不同的雪，所以他才能够在极地生活。而中国人就在人文上能够分辨出各种的亲属关系，这也从旁帮助中国在人类发展文明史上能有所创新，有所贡献。

诚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过屈辱的170年现代史，国内动盪不安，外患不曾中断。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才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厉行改革开放，才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就要强起来了！这中间虽然也走过弯路、歧路，甚至错路，但毕竟都纠正过来啦，而且是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内自纠错误。如今在中共领导之下，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上快车道，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中华民族赢得全面復兴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期盼，如今即将成为现实，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者为前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