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始的大陆经济改革,实行了符合当时社会情势的经济发展策略,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推动经济改革,例如放宽农业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容许个体经济,提出「办好集体经济,尽量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改革价格制度,部分商品容许买卖双方自由议价。
此外,邓小平改变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紧缩重工业,优先发展轻工业,并鼓励兴办服务性行业。除办好1979年设立的经济特区 外,并于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寧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沿海14个城市。
就整个大方向而言,大陆的经济改革与台湾早年经济发展有4个共同之处:
(1)经济改革都是从农业部门出发。
(2)对外开放鼓励出口。
(3)政府对于经济干预和管理逐渐减少。
(4)重视控制通货膨胀 。
在工业发展策略上,无独有偶,大陆经改之初与台湾经济发展初始亦同,即重视纺织业与轻工业,1979-81年间调整计画的焦点就是集中在纺织业与轻工业 ,亦即在投资优先及原料电力供应上,由重工业转至轻工业,故1986年时轻重工业总产值已大致相等。
此外,大陆也参考台湾重视外贸的作法,从原来长期强调「自立更生」,转为「扩张输出」,并参考台湾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4个「经贸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及技术的窗口。
中国的计画经济体系,歷经前30年的建构,其意识形态与运作已非常严密与僵化。据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李志强的研究,邓小平推动「经改」之初,并非针对旧体制内开展,而是透过各经济部门新增部分,实施新政策和制度,这种方式称为「增量改革」。
换言之,就是在原有的计画经济体制下,逐步壮大市场经济,另则开放工商业的个体经营,甚至允许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
由于此一温和方式较少触及旧有体制,不致遭受既得利益和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使改革得以顺利推动,同时维持了经济运作的稳定。新制度不但激发群眾的工作诱因,并激发竞争强度而提高效率,故其新增部分成长较快且具竞争力,亦即市场经济迅速扩大,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原有的国有经济,使得旧体制所占比重日渐减少。
当改革进行一段时期后,旧体制已不再具重大影响时,然后再对旧体制改革,称之「存量调整」。1990年代中期,资源的限制使「增量改革」发挥的效果渐渐减弱,旧体制开始束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逐渐进入了「存量调整」阶段,即深化对旧体制的转型。以「国有企业」(简称国企)为例,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自行销售其产品的品种与数量,允许一定比例产品自销。
此外,虽然自1979年「国企」改革就开始进行,但一直未能大力处理冗员和破产退出市场的问题。当时「国企」占有大部分产值,如果对「国企」大力改革,数量庞大的下岗工人和破产企业,必定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混乱。「经改」的办法是开放非国有企业,按照比较利益法则进入竞争性的轻工业消费品市场,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978年至2002年,「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77.6%大幅降至30%以下,「国企」的重要性被非国企取代后,「经改」才积极整顿「国企」冗员和破产问题。「九五计画」期间,「国有企业」家数由8万7905家大幅下降至5万3489家 。
李志强博士也指出,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先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者,歷史上无前例可循,故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都是逐步自行探索出来。先「增量改革」再「存量调整」,本身就属于渐进式的改革方法。
中国大陆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先在较小的范围实施,即所谓的先行「试点」,如果发觉有问题或不完善的地方,即行修正;在取得成果后再逐步推广到较大的范围,最后才在全国推行。
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风险较小,让经济体有充分时间适应新的制度,成功机率较高。缺点是往往未能及时推出配套措施,新制度会与原来的旧制度发生衝突,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衝突的情况逐渐会改善。
此外,就广义的「试点」而言,可说也包括台湾地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尤其是有关通货膨胀控制与中央地方分税制的经验,后者更是有助于建构大陆经济制度一体化与税制合理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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