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俄乌衝突、大国战略竞争、经济周期波动、全球供应链重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全球经济的走势很不乐观。中美两国也都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但双方面临的经济挑战在性质上有较大不同。
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需求收缩、供给衝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迭加。在新冠疫情难以做到全面稳定「清零」,局部疫情时有发生的情况下,餐饮、旅游、交通出行、娱乐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使城乡居民消费意愿普遍不强,内需的支撑力明显不足,加上社会投资增速不及预期,在此背景下,保持强劲的出口对于稳经济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各国逐步恢復正常生产,这使在2020-2021年产生的特殊订单减少,一些因疫情导致他国不能正常生产而流入中国的订单,出现了反向的流出。
中国4-5月出现的较大规模疫情,使这一情况出现暂时的加剧。全球经济前景的低迷也抑制了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在出口难以长期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如何有效刺激内循环,激发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增强民眾的消费信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较为严峻的挑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保就业和保民生,应该比保经济增长率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美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在经济增长较为脆弱的情况下,尽快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解决一些地区的制造业活动面临的供应链不稳定、劳动力紧张以及成本上升等方面的挑战。其中,抑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陷入滞胀,是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效率不足,正转化为拜登政府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抑制通胀,除了美联储的加息、缩表之外,美国政府手中可用的政策手段不多,其中,取消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加徵的关税,是从经济层面执行起来简单、且经济负面影响很小的措施。
但拜登政府面临两种政治压力之间的平衡,一是通过取消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加徵的关税,多少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承认对华贸易战的部分失败,可能增强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信心,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等针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安排的积极性,对拜登政府而言,这是一种不小的政治和外交战略上的损失。
面对各自的经济困难,中美採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的应对方式的方向是刺激居民消费,试图通过对经济生产扰动更小的方式进行更可持续的防疫「动态清零」,尽可能减轻防疫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力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曾寄希望于通货膨胀是一种短期现象,会自动趋于缓和,在这样的希望基本破灭后,其政策重点在于如何在通过加息、缩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衝击,比较好地实现「软着陆」。鉴于中美各自採取了不同的应对经济困难的路线,即使中美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即使两国看起来有在经济上进行某种合作的空间,却依然难以开展具有实质性的合作。(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本文来源《海外看世界》,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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