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被误解的葛敬恩──美军中校侵吞台湾黄金案之28（炳文）

●铃木源吾

他在1948年4月7日在美国作证期间，曾在书信中和葛超智提到案情（算是违反法官规定），同时希望葛日后能帮他在日本找到和驻日盟军总部 （GHQ）有关的工作。 此时，日本的亲友也都来信劝他到商界去发展，因为大学教授的薪水只能达到最低生活费的三分之一。

铃木对战后台湾的发展非常的关注，虽然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后，大部份的日本技术人员都早已纷纷求去，但他还是经常和台湾的工业界有联系。在美国待了近一年后，1948年4月5日他写给葛超智的信中谈到：「你还经常收到台湾经济发展的讯息吗？综观台湾近来在工业及产品的发展，我很高兴的告诉你，除了水泥和造纸工业外，台湾已经开始了织布、肥皂、肥料 ，（尚未能生产硫酸氨），橡胶产品等。织布的棉花全来自中国内地（China Proper），因而市面上棉布的价格要比美国便宜很多，而所用的纺纱机是日本在战时设立的。生产肥料的磷酸盐也是来自中国内地。」铃木的字里行间还是对台湾的发展还充满了关心与期待。

本案结束后，铃木回到台大，年底合约到期后他回到日本发展，以后歷任日本大藏省财物参事官、驻美公使兼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理事、日银监事、国际合作银行会长等要职。

1968年5月3日他在日银监事的任上，来台拜访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先生。这次会面，两人必然都有很深的感触；上一次共事，已经是20多前的事，当时两人身分不同，严家淦是陈仪手下最要的干部之一；主要接收台湾的交通及财政，而铃木则是总督府的重要财经顾问；在移交的过程中，折衝樽俎。当年总督府的日本菁英，将一个有底子但已被战争摧残殆尽的经济，交到一群志在重建国土的中华民国菁英手中；铃木和严家淦正是这两个团体的成员，也是这两个团体尔后出类拔粹的代表。

20年后再度会晤，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年严肃的对立，只有惺惺相惜的互慕与互慰；艰苦的岁月早已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如今，一位正在辅佐一个国家从战后的残破走向四小龙之首，另一位则代表一个全面復兴的战败国，重新登上国际金融的舞台。

●郑南渭

郑南渭在两次审判时都专程来美国出庭作证，由于他是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所以受到较好的待遇；除了两次来回都是乘坐美军的免费班机，他在洛杉矶的旅宿费用也都可由省府报销。同时开庭期间，他只要待在美国2、3星期即可，而勿须像原田佐、铃木源吾、黄在义兄弟等人，几乎在美国军营中待上了一年。

本案结束后，郑南渭就回到台湾。从他往后的经歷可看出：他的前途完全没有受到本案所影响。他于1949～1950年担任美国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驻台北记者。美联社至今还是全球最大的通讯社。驻台记者每天要将台湾的新闻，供全美数千家的报社、电台使用；是国际媒体瞭解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管道；能担任此项工作者，必然要能获得通讯社相当的信任。他也是台湾英文报业的先驱，1945～1965年曾长期担任台北英文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57～1960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他并曾任新闻局驻美西新闻处主任。

●夏之骅

夏之骅自陈仪主政福建省时就在农业方面协助他。1945年充任英文秘书可能只是配合陈总部的需要；同时，另一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久闻台湾农业的进步，而要亲身前来经歷。他是水土保持专家，也是中国推行水土保持学研究的第一人，1950年，美援组织农復会（农委会前身）特邀请他担任技正及水土保持工作计画的主持人；能够担任该会的技正，应属专业中的佼佼者。民国1952年他参与水土保持示范工作及训练技术人员计画。同时他也是成立于1954年的中华民国航空测量及遥感测量学会发起人之一。

【1948年10月农復会成立】「1948年8月， 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了农復会中方委员的名单：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 当下我就体认到：中方为农復会立下了一个高标准，美国政府将很难派出具有同样水准的委员（difficult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match）」── John Earl Baker （贝克），农復会美方首任委员。「农復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计画一定要由中美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全体通过（台3人，美2人），才准以执行，美方亳无气势凌人的态度。」── 李崇道 （康乃尔大学畜牧学博士，1947年农林部派赴台湾，1950 入农復会任技正，终至农復会主委，其弟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

●联络组的美军军官

顾德理于1946.3.2离开台湾回到美国后，官阶由暂上校（Temporary Col.）回復到他本来的中校官阶。并于1948.11.03晋升成正式的上校。他卒于1962.8.31，享年67岁。

贝格上校1946.5.2离开台湾回美国后，官阶变成暂中校（Temporary Lt. Col.），而他当时正式的官阶则是骑兵少校，几经升迁，他终于在1954.11.03，53岁时，晋升成正式的上校。他于1957.7.31退休。

●艾文思黄金案在台湾社会的传播

1990年以前，228事件前后相关的歷史在台湾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而且由于陈仪、葛敬恩等通「匪」及投「共」的原因，没有多少人敢于触及黄金案这样的议题。因而台湾95%的人不知道有这件事，而另外那5%的入则深信民间所流传的版本。战后多年，除了有学者引用铃木源吾的《证言》作了一些澄清外，台湾民间大致都倾向于相信台湾共产党党员苏新 （笔名庄嘉农）于1949年所出版《愤怒的台湾》书中的一段：

「所谓黄金120公斤，是安藤亲手送给葛敬恩的……这些黄金放在原田大佐的家里时，已被美籍军人艾文思中校所获悉，原田害怕事发，把情形报告安藤，安藤再向葛敬恩说知此事，葛敬恩却泰然自若，对安藤说：『你放心，一切都在鄙人身上』」、「同年8月，葛敬恩突被召赴京……他在老蒋面前，坚定说并没有此事……他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很久，不知所干何事，不过，奇怪的很，恰巧葛在上海期间，日本战犯安藤利吉，忽在上海战犯监狱服毒自杀。苏新并引述自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塩见俊二的说法：「许多日人被拘时，这本清册正本抄本均被查出、被拿走了，唯一的证据只剩下了安藤一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想安藤是怎样死的？一句话，贪污手段之妙、消灭异己之毒，我们……！」

民间更有传言直接指出：由于葛敬恩在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时，向欲留在台湾的日本人收贿、又在接收日本资产时中饱私囊，为了掩盖罪行，遂将协助善后的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毒杀灭口。

直到 2004年，苏瑶崇教授根据日人铃木茂夫先生所收集的史料，在其着作《最后的台湾总督府》书中明确的指出：黄金贿赂案与葛敬恩无关。台湾的知识界也才逐渐接受此一说法，但是上述苏新的说法则还是继续在民间所流传。

【未完待续，炳文专栏每周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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