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性骚扰事件频传,「Me Too」运动也从政坛延伸至其他职场,越来越多被害人勇于为自己的遭遇发声。妇团指出,在长年实务工作中观察,在权势关系及防治制度不健全下,「职场性骚扰」的发生与事件常遭隐匿,显见申诉机制变得难信赖,受害者甚至要面对职场的2度伤害。
根据劳动部自2017至2021年「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统计,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当事人近80%选择不申诉,成为了「沈默的黑数」。其中不申诉的原因包含「担心别人閒言閒语」(15.5%)「担心失去工作」(13.5%)、「担心遭受2度伤害」(7.0%)、「不知申诉管道」(5.1%)「担心调离原工作」等占了超过40%。
而在励馨基金会2021年底完成的「性别暴力调查报告」指出,在职场性骚扰有25%提出申诉,而申诉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为证据不足占50%,其次是申诉单位反应消极占37.87%。
妇女救援基金会督导李雅君指出,职场性骚扰被害人提出申诉后也难以得到适当的调查和处理,从被害人的经验中看出,有些雇主认为提出申诉的被害人是麻烦人物,因此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态度相当消极。
此外,雇主未能彻查事实,甚至滥用职权报復被害人。由此可见,职场性骚扰并没有被正视为对工作权或身体自主权的侵害,同时被害人在申诉过程感到无力与挫折,甚至受到2度伤害,难以信赖的申诉机制,让职场性骚扰求助难上加难。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雯强调,父权社会下确实存在长期的性别不平等,也让人权和平等无法实践,应先检视与确认组织的反性骚政策,认真对待每一位申诉者,并提供畅通申诉的管道,且应立即展开相关内化的性平与法律训练。「性别平等需要内化,让被害人的声音能被聆听和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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