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银行东北亚区高级经济师符铭财指出,印度在这段期间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显着上升,主要是由于全球和地区供应链,尤其是科技公司寻求从中国撤出,因为离岸买家越来越认识到需要确保供应商能够及时、安全地交付零部件,许多人认为供应链需要保持灵活、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以应对潜在的预期和意外衝击。

符铭财接着说,这与渣打对大湾区的年度调查一致,即在客户考虑将产能迁出中国时,越南继续位居客户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首,而印度则是科技公司最青睐的首选,这也为印度和台湾投资者带来新的机会,可以利用印度扩大技术供应链的愿望,以及当局提供的各种激励措施,如生产链激励计划和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GIFT CITY)计划带来的潜在税收和投资利益等。

对于电子业公司来说,印度相对具有吸引力的人口优势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其他关键投资吸引力。

符铭财说明,流向东南亚和印度(包括来自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从长远来看将对台湾和印度的贸易和投资趋势产生深远影响。从台湾与中国以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流动来看,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台湾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9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60亿美元,而台湾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同一期间从278亿美元增长到82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060亿美元,随后在2022年和2023年有所下降。相反,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19年的114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350亿美元。

过去20年中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变化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导致台湾(包括科技生产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到中国,这被视为贸易快速增长的关键转折点,生产商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潜力和成本优势。随着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增加,这一趋势在近年来发生了逆转;美国政府推出的出口控制措施限制了中国获得台湾高性能晶片,这也可能在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动态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符铭财提到,基于同样的观点,目前全球和地区供应链动态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台湾与东南亚、台湾与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事实上,台湾对中国的核准对外直接投资(ODI)在2023年降至占总核准ODI的11.4%;低于东南亚的20%;这是自我们从200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首次。

此外,2023年台湾对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ODI总额占东南亚总ODI的70%,相比2017~2018年的约50%;这表明近年来对这三个市场的ODI兴趣增加——这进一步证明了COVID-19后以及对贸易壁垒上升等问题的担忧,台湾企业越来越有兴趣在越南和印度建立或扩展业务。

事实上,渣打银行发现,台湾的非科技公司,如纺织品、鞋类、家具等早已在东南亚建立;在中国成本结构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增长市场;这已经导致过去20~30年台湾海外订单数据分布的显着变化。

例如,2000年来自东协6国的纺织品海外订单仅占1%,但在2023年增长到19%,而中国的相应数据在2023年下降到11%,不到2000年25%的数量。同样,来自东协的化学品海外订单在2000年仅占2%,但在2023年占总化学品订单的22%,而中国在2000年高达54%,到2023年下降到32%。化学品和纺织品市场分布的变化证明了供应链动态变化如何随时间影响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

正是基于同样的论点,渣打银行预期台湾和印度之间在长期内会出现类似的趋势。

渣打银行表示,想进入印度的科技公司近年来询问合作的比例有显着上升,由于渣打在印度已耕耘上百年,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也在东协各国都有据点,以台湾的企业来说,要直接进入印度开业需要考量的层面很多,渣打能为准备进入印度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当地法规层面注意事项、据点选择等建议,并在跨境支付款项处理方面提供协助,而新加坡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据点也能随时予以跨国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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