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助推中國治理現代化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即將登場，根據官方披露的信息，會議主題為「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看來中共已做好面對中國現代化最後一塊拼圖的準備。

從百年視角來看，這是一次為中國現代化百年大計進一步提出方略的會議。20世紀以來，現代化始終是中華民族從苦難中謀求復興的核心路徑，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成立，無一不是對現代化的嘗試。中共建政後，先於1965年提出了包括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後於中共十八大提出包括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在內的「新四化」，是國家硬實力的現代化，期間歷經波折反覆。台灣自1960年代開始，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帶動社會發展與文化勃興，部分實現中國現代化目標。

大陸後發可能先至，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努力，不但「四化」有成，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成為聯合國認定的唯一全工業種類目錄國家；人均糧食占有量約470公斤，比1949年增長126%，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自1978年來，累計減貧7.4億人；軍事機械化、信息化、戰略化能力大幅提升，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資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出兵國；航天、5G通信等多領域科技實力位居世界前列。

如今，大陸進入改革攻堅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是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更被外界視為「第五個現代化」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最後一塊拼圖。事實上，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將治理現代化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並訂定2020年、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3個時間表。此番四中全會公報，料將對標自甲午以來的民族復興使命，以及中共近百年前建黨的初心，為現代化給出新的頂層設計。

對中共而言，治理現代化的完善，有助於其將70年來的發展經驗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從而解決長期穩定執政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更多是實踐走在理論和制度前的「摸著石頭過河」，而理論化、制度化正是現代化政黨長期執政的必然要求。

中共自十八大以來，更加強調頂層設計，推動以巡視監察制度反腐、以環保督查制度監管生態、以負面清單制度重構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等改革，制度建設特點明顯。一個打著深刻「社會主義」烙印的陸版現代化治理模式已在成形中。其基本標準大致可歸結為：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能夠持續推動近14億人口的大國進步發展、確保民族復興。

去年3月至今年7月，大陸推行史上規模與力度最大的黨政機構改革，意在使治理體系更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今年7月5日在深化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上表示，完成組織架構重建、實現機構職能調整，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四中全會或將對此給出方向。

對世界而言，這場百年未有大變局下的治理現代化改革，將為各國治理模式帶來新方案。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變動期，不少西方發達國家因貧富差距問題而陷入反全球化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怪圈，一方面表現出在國內的放任無序和治理乏力，另一方面則在國際上開啟逆全球化進程，限縮開發中國家現代化進程。國際現實對開發中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形成巨大挑戰和考驗。

儘管面對外部風險和挑戰，中共始終保持戰略定力。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自身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該國人民決定的。全球實踐也證明，治理現代化並沒有統一固定的模式，現代化不意味著必須要西化；西化也不一定必然帶來現代化。中共在此時能夠保持開放姿態、吸納內外治理經驗，並不斷強化自身組織化程度和向基層傾斜的力度，以權威引導大陸走向現代化。在複雜外部環境中，仍保持內部的良政善治。其政黨治理、國家治理模式的吸引力，或在四中全會後於全球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