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国君高于法的问题？

春秋，是个人个性强烈发展的时代，服膺「赖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则，这样的信念何以被后世遗忘？战国，是战争规模持续升级的时代，富国强兵是国君放不下的目标、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歷史诠释权争夺的现象？

雄辩，是战国的风格标志。墨家以「天志」保证兼爱；孟子让「仁义」在战国现实中还有用武之地；荀子讲「礼」的约束训练；国际秩序则取决于纵横家的穿梭游说；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里，还有个书写个人极端情绪的屈原。最后胜出的法家，靠的是现实示范，由此建立「绝对王权」的起点。

秦朝是个早熟的帝国。抗拒死亡、相信久长，是秦始皇的执念；雷厉执行一统、重今贱古，是秦始皇的野心。但法家的「轻罪重罚」，形成庞大的刑徒部队，竟成为秦帝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精彩书摘】

法家提出用「法」来解决世乱，打掉封建的身分差异，以「法」一律平等对待。然而这套主张无法处理「法」的来源，或说「法」的根本权威效力来源的问题。法怎么来的？法要如何让所有人都遵守？法是商鞅订的，但法的权威不是来自商鞅，而是出于秦孝公，出于国君。国君的权力才是法的保障，如此一来，很明显的，国君高于法，法限制不了、管辖不了国君。

有一本记录毛泽东晚年权力与生活的书，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是长期在毛身边、担任毛的私人医生的李志绥。李志绥回忆，那个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所有高干都要出席盛大仪式，但谁都没有把握毛会不会参加典礼。有时候毛睡晚了，他就不去参加了。

这是毛泽东超越其他人所享有的最高权力，他高过那些别人都要遵行、配合的党与国家的仪式。那个年代，毛搭火车出行，不只所有火车都要让毛的车先走，如果毛要在火车上睡觉，他搭的车要停下来，会从他火车旁边经过的班车也通通都要停下来。整个系统停摆，只等他睡个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火车可以再开，只能看他什么时候睡醒。

典礼他不配合，铁路时刻表他不管，甚至连自己订定的法令他也不遵守。在中国「一面倒」向苏联倾斜、冷战中敌视美国的时代，国家政策规定所有人要学俄语时，毛在做什么？他积极地在学英文、读英文书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在享受自己高于政策、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唯一地位。就连他自己订下的制度、法令，可以约束限制所有人，却不能约束他。他的主观意志高于这些固定形成的制度、法令，用这种方式凸显制度、法令来自他。

当规则、法令的权威来自一个人，要如何将这个人也纳入规范里？他要证明他是法背后的权威来源时，最清楚的做法就是让自己成为例外。管你们的管不到我，因为是我来决定怎么管你们，不能倒过来用我管你们的办法来限制我、管我。权力者往往是法的例外，藉由破坏法、不遵守法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地位。

因应这个根本的问题，而有了后期法家理论的重要发展。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包括慎到、申不害和韩非。一般传统的说法，商鞅是「重法派」，慎到是「重势派」，申不害是「重术派」，而韩非子是「集大成派」。放回歷史变化的脉络中，这几派其实不适合这样平行并列，各派间有彼此牵连对照的更复杂关系。

比商鞅晚起的「重势派」和「重术派」，其论理主要落在处理法的权威和国君权力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出发点就在于如何避免再度发生因为侵犯国君王权，导致立法者商鞅被秦惠文君诛杀的惨剧。对待国君和法这两种权力，「重势派」和「重术派」所强调的其实是彻底相反的。

慎到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站在法的这一边。慎到主张，国君想要最有效地运用法来统治，就应该将自己的「势」高高撑起，「势」抬得愈高愈好。用「势」将国君和所有人区分开来，表明了国君就是法的至高无上权威来源，国君的「势」愈高，法的权威相应也愈高。而国君的「势」要高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理想上「重势」统治的方法？国君要高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不能有一点一样的地方，国君还要取消自己主观干预法、以个人意志进行统治的欲望。

在这里，慎到的重势派和《老子》的主张有了微妙的交集。慎到也主张国君应该「静默无为」，而他的理由是，一来国君「静默无为」才能「任法自为」；二来国君有作为就有可能犯错，国君主观决定所产生的错误，都会伤害原本高高在上的「势」，连带破坏了法的权威。

国君应该就坐在由各种「势」抬到超越至高的地位上，单纯扮演法的权威来源就好。要做任何事都得透过法，如此取消了个人主观自我意志，也就避开了个人犯错的可能性，使得别人无法反对你、侵犯你。说得更明白些，慎到主张，对国君最好、最有利的选择，是将自己彻底「非人化」，变成一个接受崇拜、膜拜的神像，从至高的地位上立法，透过法来统治，就没有人能反对你了。

在国君的角色，尤其国君和法的关系上，申不害的主张和慎到的形成强烈对比。申不害讲的「术」，关键在「莫测」。法是固定的，君王的统治术却要刻意维持不确定。慎到要以「势」让国君和臣子之间拉开无法亲近的距离，目的是不以国君的私人主观意志干预法，「任法自为」，臣子只要依照法行事，也只能依照法行事。申不害也主张国君不要轻易让臣子亲近，但目的完全不一样，是为了使臣子捉摸不定国君的好恶习惯，必须随时战战兢兢地揣测、讨好。

重术派强调的是国君作为法的来源的权威，将这种权威绝对化。有固定的法，人人依法行事，就不需要害怕国君，反正我不犯法就好，如此国君的权威就下降了。要维持国君的权威，连带维持法的权威，那就要以「术」将所有人保持在惴惴不安的状态中，随时警觉害怕。

重术派动用的一种「术」，和法家起源的原则刚好相反。国君手上最大的权力是赏罚。商鞅努力建立「信赏必罚」的原则，慎到把国君抬得高高的，高到不会去干预、改变法所规定的赏罚；申不害却教国君要「赏罚难测」。国君的赏罚没有固定模式，臣子就无从依照模式测探、掌握国君，国君拥有近乎绝对的自由，相对地，臣子被国君完全控制，没有任何一点自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对东方专制的批评，根本上就是重术派主张造成的结果。「术」到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使得中国政治长期笼罩在人为的任意性中，无法制度化。潜藏着真正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性格的，其实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而是这样的重术派，将「术」加入法中，因而破坏了法的客观性主张。

汉继承秦，也就继承了一个以法为主轴的帝国体制。汉代新的皇帝不了解法，也没有一套管理帝国的新方法，于是选择对秦体制概括接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汉承秦弊」，在「无为」中保留了秦代的制度。因而汉代的内在基本精神其实是法家的，一直到汉武帝时，才找出新的儒家加上阴阳的道理附丽其上，而有了「外儒内法」的局面。这种骨子里的法家，对中国歷史影响极其深远。牟宗三先生喜欢夸张地说：中国歷来所有的皇帝都是法家的，不管身边用了多少位儒家宰相，都改不了皇帝法家权力的本质。这话虽然夸张，但点出了不容忽略的部分事实。

需要稍加分疏的是，中国帝王的这种法家个性来自后期法家，尤其是经过了重术派衝击、补充后的法家，而非前期法家。

（本文摘自 《不一样的中国史3：从争战到霸权，信念激辩的时代──春秋战国、秦》／远流出版）

【作者简介】

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臺湾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

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徵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其文学情怀。近年来累积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与标竿。

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臺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匯流基金会」董事长，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臺北电台「杨照说书」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艺集讲堂」开设长期课程。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文学文化评论集、现代经典细读等着作数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