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摘》危机解除 意料之中的毁诺

危机解除

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电令周恩来「争取蒋介石」，并要求和蒋介石一派人士「开诚谈判」。这封电文并要求南京政府转变为广纳各界加入的抗日政府，削减「亲日派」的力量，并停止对苏维埃根据地的攻击，这些要求事项都是说比做容易的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带着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蒋鼎文──可能还有蒋介石手下着名的情报头子戴笠也一併同行──飞回西安。当蒋介石见到妻子和妻舅时，同意接受政治和军事改组，他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愿以「领袖的人格」做担保。

正式谈判于隔日在张学良宅第西侧楼的二楼展开。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则为「西安方面」，这是个奇怪却又对称的组合。周恩来提出一份修改过的「六点主张」，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意。下午眾人就过渡政府、撤军和释囚等具体事项进行讨论。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间，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去看蒋介石。蒋介石只要明确答应一些事就能得到获释的机会，但他不愿意。宋氏兄妹则称蒋介石这几天生病，而当周恩来进到蒋的卧室时，蒋介石立刻起身，请周恩来坐下。周注意到蒋较十年前苍老，蒋介石回他「恩来，你是我的部下（指周恩来当年曾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则以老百姓的立场直截了当告诉蒋：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问蒋为何不停止内战，宋美龄替委员长回答道不会再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并奉承地感谢周能远道前来调处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示他累了，周恩来即退出。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蒋介石已原则同意，剩下的事就由张学良和宋氏兄妹全权处理。

宋子文请「西安方面」相信他会执行协议事项，并提议和蒋介石于当天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甚至愿意护送他们。周恩来想要留下一份有关协议事项的文件，也不赞成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方面」的高级将领们写信给宋子文，坚决要求要有签署文件并将蒋介石的军队撤离苏区。蒋看到信在大惊失色下向张学良施压，张即释蒋。约下午三点，张学良和杨虎城偷偷用车把蒋介石和宋子文带到机场。蒋介石对协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谈话，并说他、张学良和杨虎城都要知道自己之前的错误。张学良用自己的座机跟着蒋前往南京，并写下手令，要东北军在他离开期间要听从杨虎城指挥。

蒋的离开既仓促且秘密，周恩来听到消息赶到机场时，蒋已飞走。周恩来嘆了一口气并认为张学良是受到京戏「连环套」影响太深，戏中犯事的角色承担自己所犯罪行（译注：戏中匪首因与镖师有旧怨，故盗取御赐骏马嫁祸镖师之子，后在镖师之子与友人计挫匪首后，匪首即愿俯首认罪）。张学良跟着曾被他劫持的首长而去，实是置自己于险境之中。

意料之中的毁诺

西安的谈判是一场糅杂军事、政治和家族关系的奇特混合物。蒋介石、他的妻子和妻舅急切盼望蒋能获得释放，并作好答应任何事的准备。张学良和杨虎城则想方设法从他们孤注一掷和张学良的急躁所造成的困境中解脱。周恩来则是在危险和机遇间步步为营。依照蒋介石离开后所展现的态度，这位委员长随后的言行不一也不太令人意外了。

蒋介石重掌总司令。当飞机在洛阳落地后，他命张学良指示杨虎城释放被关押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放回被扣留的五十架军用飞机。到了南京，蒋即下令将张学良软禁，并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军事法庭，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而后的一纸特赦虽让张免于牢狱，但却交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使张学良被软禁约达半个世纪。一九四六年他被移往臺湾新竹县五峰乡曾为日本军事机构内的一处宽敞居所，并于一九六四年在形式上获赦，但仍被限制居住直到一九九一年。张于二○○一年离世，享年百岁。

周恩来与博古及叶剑英商讨，并和杨虎城进行协商。「西安方面」原本期望张学良几天后就能回来，当张学良未能如期出现，周恩来请求中共中央准许部署于陕西的红军部队能完成作战准备，进入关中地区部署。一月八日或九日，红军已完成部署，身为西安地区红军指挥官的周恩来向进驻咸阳的红军讲话，说明「西安事变」的意义。虽然周恩来是奉中共中央政策之名执行工作，但他仍是在现场最清楚情况的人。

既是中共中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的政策，认为仍要逼使蒋介石抗日。一月十日，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进攻，红军不会攻击。隔日他写信给蒋介石，责难他数次进犯陕境且羁押张学良，更强烈表示要蒋将军队调离以免暴发衝突。周恩来的打算是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并利用他们联手对蒋介石施压。

杨虎城也派人到蒋介石处做同样的要求，但蒋似乎没想要接受这种进一步的胁迫。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甘肃及陕西西部，并命他的中央军进驻西安，另杨虎城辞去其指挥职务，仍保留军阶。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而遭削弱：代理指挥的元老军官无法受到年轻军官信任，并因不同立场遭到蒋介石分化。杨虎城虽为西安最高官员，但却无法掌控仍对张学良效忠的东北军。

张学良返回西安似乎越来越无望，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思考着各种营救方法。由孙铭九带领的一派人向杨虎城及周恩来请求支持他们以军事手段解决。经过博古、叶剑英及红军内的高级将领和政治干部讨论，由于仍要维持与「西安方面」军方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暂时同意只要他们採取军事行动即给予支持。

同时这批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在渭南召集会议，签下除非张学良回来否则他们的部队不会离开西安的决议。张学良的代理人于学忠从他所指挥军队的驻地兰州飞来处理这次的譁变。他和杨虎城、周恩来和反对这次譁变的将领们开会，少壮派军官则在外旁听。杨虎城坦承可以採取行动对付参与譁变军官，但弊大于利，应该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在这场争议中处于局外人的周恩来则表示中共立场同样是寻求和平解决，但首要还是团结。

西安气氛相当紧张。二月一日，城市墙上出现「除奸」的标语。隔日上午，少壮派军官带领警卫部队攻击忠于蒋介石的将领，王以哲将军遭射杀，其他人因为待在杨虎城的寓所而逃过一劫。当这批参与攻击的人前往周恩来办公室寻衅时，周恩来训斥他们，说他们正在做蒋介石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分裂东北军──并指他们并不是在救张学良，反而是陷他于危险之中。当传出王以哲是被中共杀害的谣言时，周恩来马上前往王家致哀，并协助处理后事，让谣言得以消除。王以哲遭杀害的消息激怒了在西安城外的东北军官兵，并有寻求復仇之势，周恩来决定将发起此事的孙铭九和其他共谋者送到红军基地避免发生流血杀戮。

西安成为一个火药桶，但是周恩来在策略上思考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建立长期合作的问题。他努力得到的政治成果已然丧失殆尽，但他将自己更积极地投入工作中，比平常更少吃饭和睡觉，但在开会时却总是神采奕奕。即便仍有许多困难，他仍以自身对合作承诺的态度激励同僚，并获得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信任。但刺杀事件所造成的恶果在纪律和精神上仍造成损害。杨虎城带着十七路军主力离开西安前往三原县。中共中央为了周恩来和博古的人身安全，要求他们也随之离开西安前往三原。周恩来拒绝离开西安，他相信只有他留在西安才能挽救局面。但他仍然将博古、叶剑英和他的所属人员送往三原。

红军联络处

当国民党中央军接近西安时，周恩来在七贤庄一号建立红军联络处并且公开运作。国民党军队于二月八日在未遭受任何抵抗下进入西安，指挥官顾祝同于隔日到达。国民党政工特务在街上贴出「攘外必先安内」和批评西安事变的标语。当周恩来前往抗议时，顾祝同当着周的面训斥负责军官，并且保证隔天标语就会被清除。

杨虎城于二月十四日羞愧地返回西安，但仍保有人身自由。一九四九年，当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他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逮捕并处决。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虽然并不符合任何参与者心里所希望的方式。西安无战事，红军在未发生任何衝突下撤离，并在西安成立了一处联络处，可以处理从一九三七年春开始生效的第二次统一战线事宜。或许不能说全是周恩来的功劳，但他的坚持、综观全局的能力和长远打算，还有他在临危之下仍能保持冷静等，都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不是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长才得以充分运用，可能双方都会发生更糟糕或更血腥的结果。

(本文摘自《周恩来：毛泽东背后的力量》/时报文化出版)

【内容简介】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开创元老之一，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站稳世界的关键人物，在同时代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几乎无一善终之际，唯有周恩来始终安在毛泽东身边大权在握、全身而退。

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罪恶的共犯？还是最后的道德底线？

歷来眾说纷纭，迈克‧迪伦以第三方的观点重新精彩诠释周恩来谜样又复杂的一生。

神秘、高贵、王位背后的权力——这几个字就足以代表周恩来截然不同于当代其他中共高层的形象与政治生涯。

他出生于 1898 年，曾是蒋介石更是毛泽东的亲密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1949年上任直至1976年过世。他也是邓小平的主要盟友——对邓小平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四个现代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他是一般公认中国走向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设计师，也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人。

周恩来并不符合任何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刻板印象。他有教养，温文尔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深受非共产党人、外国人和他的伙伴喜爱。他是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或许也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儘管他的影响从未像毛泽东那么明显。在这本书中，迈克．迪伦将他恢復到他在歷史上应有的地位，并分析了一个「非仅是政治操作员」的「人」的角色。

【作者简介】迈克．迪伦（Michael Dillon）

是杜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曾在那里教授中国现代史课程。他也是英国皇家歷史学会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员，曾于2009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4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和中亚地区，并能用汉语和蒙古语沟通和阅读。着有《中国：一部现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国：一部土地与人民颠簸前行的百年独立史》等。

【译者简介】何启仁

毕业于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72年班、海军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后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凭（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并为该中心博士生。译作有：《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国的太子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