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精选》中国人与酱缸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骯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顏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 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 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的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斲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 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

事实上， 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歷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衝击，没有这一次衝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本文摘自《丑陋的中国人》/远流出版)

【内容简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我们可以想像当场的震撼程度，从稍后在留学生群中引发的讨论，已经可以预知其演说内容终将引爆。

当吕嘉行的演讲记录分别刊载于香港（《百姓》，十一月十五日）、纽约（《台湾与世界》，十二月一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八日）、洛杉矶（《论坛报》，十二月十三日），「丑陋的中国人」乃扩大成为全球华人论争的焦点。

次年八月，此篇讲稿和另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歷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及三十二篇杂文组成的「老昏病大展」结集，并收入二十篇回应文章，合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大陆版、韩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纷纷出版，大约十年之间风波不断，海峡两岸都出有评论专书。

柏杨爱深责切，他说：「中国人，是一个迷失在浓厚酱缸里的族群，需要警醒」。是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二十世纪末叶知识分子在沉痛的反省之后，向自己民族所击出的一记警钟。

【作者简介】柏杨

河南辉县人。一九五○年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一九六○年代

用柏杨笔名为《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社会黑暗面。一九

六八年三月七日，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被释放。出狱

后，续为《中国时报》及《台湾时报》撰写专栏，并曾赴多国发表演讲，引起强烈的迴响。其

作品类型广泛，含括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歷史着作、文学选集等，着作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