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天下寒士亟需适宜的社会住宅

诗圣杜甫（公元712～770年）进士落第，仕途不顺，找不到稳定适当的工作，只能当个没有保障的临时小官，而其个性似乎也与官僚体系格格不入。他一生可谓潦倒，尤其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以粗茶淡饭过日，住的是自己盖的草堂。有一次，他在成都浣花溪边的草堂，被一阵狂风吹倒，虽已无屋可住，却仍心繫天下穷苦之人，在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感慨而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顏，风雨不动安如山！」或许他心中所企求的，就是日前热议的社会住宅。

每当年关将近时，慈善团体举办「寒士吃饱30尾牙活动」，增进社会温暖，令人备感温馨。然而，除了过年特别关怀他们外，平时对弱势民眾发放食物（券），政府也当责无旁贷。在寒风苦雨中，能让社会中弱势的人，其居住权得到最大可能的照顾，落实居住正义，更是不可忽视。尤其在台湾之自有住宅率超过八成的情况下，政府对无屋可住之弱势者，自当戮力提供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是指政府直接兴建、奖励民间兴建，或是引导民间将空屋释出供民眾承租的住宅；以低于市场租金、採取「只租不售」的模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能够让社会上更多的弱势者有屋可住。依据住宅法第4条的规定，直辖市或县（市）辖区内之社会住宅，提供至少30％以上之比率，出租予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包括低收入户、65 岁以上老人、身心障碍者、游民等），作为承租的优先户；另也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设籍于当地且在该地区就学、就业有居住之需求者。

行政院在2017年核定「社会住宅兴建计画」，预计在八年内（即2017～2024年）提供社会住宅20万户，其中政府自行兴建12万户，包租代管8万户。而在政府兴建的12万户中，依据内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约1.7万户，兴建中的约1.9万户，执行进度显得落后；另包租代管媒合约1.3万户。将兴建完成及媒合成功之社会住宅合计，仅占2020年第三季底之全国住宅总存量899万户的0.3％。且依据社会住宅推动联盟整理的资料可知，社宅需求者之中籤率偏低，以台北市及新北市推出的案件为例，绝大多数在10％以下，甚至有些低到只有2％。此种需求大于供给之「僧多粥少」现象，各级政府在推动上更需加把劲。

广建社会住宅，让弱势者有屋可住，而且能够负担得起，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台北市政府在推动社会住宅上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日前所推出明伦社宅，其中三房型月租竟高达4万多元，显然超出一般中低所得者的负担，引起广泛讨论。虽然租金合乎低于市场行情的规定，却高到有违社会住宅原始目的之虞。究其原因，除了兴建成本过高、设计华而不实、附属建物（阳台等）过大等问题有待改善外，台北市租屋市场价格本身就高，实也难辞其咎。引进「混居」概念，虽可矫正「邻避效果」，防止被标籤化为「贫民窟」，有其积极意义；然若因「混居」过当而使得弱势者进住比率偏低，就有令人质疑之处。更值得关心的，北市府基于财政考虑，租金低于市价的成数偏低，大幅超过经济及社会弱势者的负担，反而凸显「居住正义vs.世代正义」、「租金负担vs.财务永续」间的矛盾性，才是问题关键所在。

关于社会住宅的租金定价，依据内政部兴办社会住宅出租办法第10条的规定，不得逾市场租金水准。而在实际执行上，以新北市、台中市为例，「一般户」的青年与家庭住宅之租金，约是市价的8折；「优先户」的弱势族群之租金，约为市价的64折。至于台北市的社宅租金，则是市价的85折或以下，有其财政负担上的考虑，避免债留子孙。

合理的社宅租金，除了须与市价连动外，依据住宅法第25条规定，还要考虑承租者的所得状况及负担能力；然而地方政府则是关心本身的财政负担能力。为达居住正义的目的，社宅租金应该订得较低，嘉惠弱势者之补贴就大，自然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若是举债经营，将会打击财政纪律（这也是台北市政府所关心的）。然而问题重点在于，既然社会住宅以照顾弱势者居住权为主要目标，配合政策所产生财务无法自偿的问题，应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之事，无涉地方政府与弱势居住者间之租金关系；向弱势者要求自偿率，恐怕很难自圆其说。至于所衍生的财政负担问题，就应循其他途径来纾解，其财源筹措可来自都市土地开发基金、地价税等，或是透过中央补助款及统筹分配税款，合理填补财务缺口，并且有效提供地方政府在兴办上的诱因，但绝不可因噎废食。

总之，政府应以最合乎经济效率的方式提供或取得社会住宅，再以合乎居住正义的方式合理分配，期待「两全其美」的达到社会住宅的开办目的。其实，适足、便宜、实用、安全、避震、防火、有尊严的社会住宅，能让天下寒士都租得到、住得起，居住正义才能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