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2021)年9月,在Facebook有超过7个讨论COVID-19的社团。其中一个由医疗背景领域人员组成的社团,甚至已超过1.9万人,可见专家在新冠肺炎的科学讨论上,呈现高昂的热度。
又由于COVID-19议题横跨多个领域,具有高度学术性。从病毒演化等基础研究,到临床医学的预防和治疗,甚至是公共卫生的流病疫调、边境管控,到封城对幼童身心影响等。单一议题就可能牵涉两、三个专业领域,这也引出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必须在社群平台上讨论。
回归科学的最终意义,科学应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科学传播其实蕴含迷人的浪漫情怀,并试图在专业与民眾之间,搭建一座让科学双向对话的桥梁,同时又可以供民眾参与科学讨论与回馈,有利于未来学术与产业的发展。然而,科学家与民眾间,却有全然不同的沟通成本。
对民眾来说,认识问题背景和相关知识要付出学习成本;对专家而言,则要兼顾浅显易懂和避免过度诠释的转译成本。因为双方都要付出一定的沟通成本,就可能减低讨论的意愿。
专家和民眾随着疫情变化,不但讨论话题不同,思惟逻辑也不相同。近期因为全球Delta疫情,使得原先讨论热度极高的疫苗保护力,转变成Delta高传染力、或是合併讨论两者间的关联,但中间仍有差别。「台湾科技媒体中心」(SMC)长期观察,初步发现几个现象。
首先,在科学家眼中看起来没有疑义的科学数据,民眾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之所以如此,实因为两者在背景知识与基本的科学逻辑认知上,有很大的落差。以「突破性感染」为例,专家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但民眾或社会认知却可能觉得,一直出现这样的案例,真的蛮吓人的。
又如全球疫情初期时,科学无法提供让民眾满意的解答。因为当时学界对新冠病毒所知甚少,尚未有研究定论,所以常出现「需要更多研究支持」等说法。只是民眾非常焦急,又误以为科学万能,较无法理解科学家的严谨态度。
举例来说,在去年吵得激烈的「普筛」议题上,各方学者也依据自身专业或过往经验,进行热络的讨论。民眾在不具备相关背景知识下,很容易因为听到等合自己想法的专家说法后,直接选边站,也间接引发民眾对快筛与否的对立心态。
而在后续实际验证下,这才确认较适合的做法,仍以「疫调+匡列」与个人防护卫生的方式为主。然而,大规模的血清抗体调查,也确实能让我们更了解新冠的传播风险与模式,对后续研究或政策制定都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知道,科学并非建立在对立的讨论形式上,共同找出当下最适合解方,才是真正在使用「科学」。
再者,民眾较注重研究给出什么结论和对现况的影响,较容易忽略科学证据的变动性。尤以在新冠相关研究中,较常因为期刊投稿量太多导致审稿人负担过重,产生不少参差不齐的投稿研究。许多科学数值和证据,也会因为最新的发现或研究更新而改变。如:R0值会随着疫情阶段或不同病毒特性而变动,以及疫苗保护力会因不同临床试验规模、地区、当时病毒传播状况等,影响各家疫苗的数值。
民眾可能也无法明白,单一篇科学研究,未必能代表真实现况。科学家则能从中有效分辨研究的可信度,并筛选合适的证据与其他学者讨论。但是,转译民眾关心的问题,或是浅白说明其中的背景知识,却不是科学家的专长。导致研究与现实社会关心的事物,一直很难进行连结。
上述状况可能是影响两方在沟通意愿的原因,面对新冠的专业课题,必须透过多层转译,才能有效消弥民眾与科学家间的学习与沟通成本。或许,这也是国内在面对新冠疫情时,非常重要且即时的科学素养教育。有关新冠的科学转播,对民眾和科学家都是挑战,是值得双方付出沟通成本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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