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思－全球暖化解方 或从改善人性开始

事实上，许多企业主面对节能减排的浪潮，仍大多停留在「漂绿」的心态。只想着如何渡过这一波浪潮的衝击，未曾思考过全球暖化对地球带来的伤害，而真心想要善尽自己身为地球公民的责任。或许你会认为我们台湾人比较自私，不像欧洲人那么关心全球暖化的衝击。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尽然恰当。因为这是「人性」共有的自然偏误所造成的反应，即便是欧洲人也一样。要一般人能感受到似有似无的危机而自然产生超前的觉醒，是不太现实的。既然是人性使然，因此，若要激发民眾的感觉，我们也得加把劲，从人性着手改善。

193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生理学家Albert Szent-Gyorgyi曾说过：「当我亲眼目睹一个人受苦时，我会因同情而施予援手。但谈到某个大城市有可能遭受厄运而伤亡惨重时，我语气可能很平淡。我没办法将一个人的苦难直接乘以100万倍。」就连慈善家德蕾莎修女也表示：「看到一群人受苦，我不会採取行动；但看到一个人受苦，我却会。」这两个说法充分揭露出了人性的偏误。我们会对一个活生生的事件触动情感，但不会对遥远、陌生，以及用冰冷数字描述的大灾难产生反应。就像我们感受不到气候变迁在我们自己或周围朋友身上发生苦难的情景，即使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人因遭受极端气候的攻击而家破人亡，也很难让我们的同情心激起大涟漪。

心理学家将这种人性的偏误称为「可辨识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意思是说，要产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人们需要有一张可辨识的脸孔。如果一件灾难的描述没有着墨在个人身上，就很难引发同理心而激发人们採取行动。我们会因为新闻报导一位十岁小女孩的父母车祸双亡，导致她必须独自承担照顾失明老奶奶的责任而慷慨捐输；但我们却很难为非洲国家因飢荒导致几百万人频临死亡而採取行动。

导致「可辨识受害者效应」主要来自三个力量的牵引──亲密性（closeness）、鲜明度（vividness）与「杯水车薪效应」（drop in the bucket effect）。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跟受害者的物理或心理距离接近、受难的画面必须鲜明，而且我们投入的力量能起到一点效果，我们才会採取行动。这三种力量解释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homas Schelling所指出的，对于「一个人」和「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别。

因此，在「全球暖化、节能减排」的议题上，若我们想要翻转企业主以及一般民眾的冷漠，激起他们对环境灾难的危机感，并丢弃只想「漂绿」的浅层思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更多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鲜明案例。像是空气污染造成我们身边朋友甚至家人罹患疾病的故事，以及鲜明地刻划他们疾病缠身的痛苦，引发不忍之心；或是像在公共场所的洗手间的插手纸盒上方，贴一张北极熊站在一小块浮冰上，加上几句类似「抢救熊宝贝的家」等警语，减少擦手纸的浪费。

此外，也让我们看到个人小小的力量，不再是一个杯水车薪的无奈，而是涓滴成河的力量，改善了我们身边的哪些事。例如，描述原本几个小人物的挺身而出，号召群眾而形成一个强大环保团体，成功地变成督促政府加速变革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透过自己的网路群组，来散播身边相关的鲜明故事，哪怕只是一张照片，也能够经由人性的促发效应（priming effect），让人们产生情感反射，将人们从冷漠中唤醒，因而引发行动，做出贡献。

当然，在对付「可辨识受害者效应」这件事上，我相信，更寄望于媒体可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