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李怡萱》蔡政府在陈同佳案的缠夹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自己看不懂和听不懂政治讯息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影响了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因此我开始思索这种资讯障碍造成的失语，原因为何？为什么人们语言不通，国际旅行时也可以简单沟通，但同为中文使用者，却常有难以互相理解，甚至是出现「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情况。网路提高了媒体的接近使用权，评论市场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并没有更接近真实，只感觉到立场的对立。

为了精准认识语言的意涵，我受到的教育是：谈话要放在前后文和背景脉络中理解，讨论时涉及的关键词需要清楚的定义。使用同种语言的人可以用更多的文句让人明白自己的意思，真理怎么会越辩越不想谈？我认为这是没有先区分出主要目的和保持客观态度的问题。语言不通的比手画脚和简单语词可以沟通，是因为目的不外乎「找路」与「交易」，目的很清楚。人在异乡遇上困难，希望能协助旅人达到目的，我们的态度也是友善的。如果政治上我们也愿意在大家都爱斯土斯民的脉络下进行善意解释，就可以把关注因言贾祸的时间用来检视政治人物的实际作为，团结督促政府完成人民期待的目标。

最近蔡英文政府为了在台杀害女友的港人陈同佳能不能在台审理，中华民国（台湾）当局该如何因应陈同佳想来台自首，从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陆委会、国安局、到不具名的国安人士都发表了谈话，据说连应对的剧本都有三套，加上「谈判专家」、「零秒出手」等形容词等，我们该如何理解政府对此案的态度和计画？

以本案来说，我建议以「让犯罪者受到制裁」和「维持国家主权地位」两个目的来检视蔡政府，如果还有其他不能放弃的重要目的，再评估是否加入考虑。但主要目的越少越好，因为要追求单一价值比达成多重目标进行整体损益比较容易。相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人做决策很容易，因为「自由」这个单一价值对这类人而言是绝不可牺牲，也不需要权衡其他利弊的。若同时要考虑自己与他人利益和比较多重价值的决策会复杂许多，关键时刻什么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建立和选择的判断准则也会因为整体情况时空环境差异而有不同。

追求单一价值不能有内在逻辑的矛盾。例如自由若真是最高价值，这样的逻辑就必须贯彻，不能在野时争取集会游行自由，执政时限制集会游行自由，这会让人觉得自由是可以视情况限制的，自由并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价值。因为要进行整体损益比，还是要在目标或价值间比较，所以应该先检查单点的利益能否成立，最后才能在不同价值和利弊间做取舍。

考量「陈同佳要接受审判」和「中华民国要维持国家主权」的目标，蔡英文政府只需要派个获授权能负责的人出来说明：依照我国法律，能不能侦办外国人在台杀人案？依照我国法律，能不能侦办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杀人案？如果这两个问题都不想回答，就说明一下蔡英文政府计画如何定义香港人的国籍身份？

香港被英国政府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依照中华民国宪法，香港就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如果蔡英文政府不想把港人视为国人，也不想把港人视为外国人，那一直说「撑香港」的蔡政府，是计画特例处理或是修法解决，创造一个模式，让陈同佳在台受审？如果蔡英文政府想让凶手有机会伏法，应该做的是让陈同佳可以入境投案，把对他国政府或他地人民喊话的时间，改为思考如何尽快达到「陈同佳接受审判」的目的。批评他国司法和侦察机关不能解决他国罪犯在我国领土内犯罪的问题，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自己捍卫比较实在。

至于「中华民国/台湾要维持国家主权」这个目标，过去我们都是争取我国国籍的犯罪者要送台，外国人在台犯罪也要在台审判，虽然不一定成功抢到人，但我们还是个国家，符合国家的所有组成要件，蔡英文还常说维护国家主权是她的政绩「绝不会让国家主权受到伤害」！那么，让在台杀人的陈同佳在台湾受审，和不让陈同佳来台受审，哪个比较伤害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呢？

当然啦，「这都是阿共仔的阴谋」或是苏贞昌的「中国的阴谋陷阱」的种种说法也很多，但中共要破坏或伤害我们国家主权的作法这么多，蔡英文任内可以五天丢掉两个邦交国，过去也有台人肯亚诈骗送对岸判刑这类情事，陈同佳案的各种可能变通处理方法在国家主权的损害上有到达不能容忍的地步吗？2010年在台酒驾撞死台人的英国籍林克颖最终也没能回台服刑，司法互助毕竟不是我们单方面可达成，是否需要将这个目标当作唯一目标？若陈同佳在台杀人可以无事，是要发展港人台湾犯罪观光吗？

在不同目标和价值间做损益比要，我偏好使用利益导向的判准。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面对分歧，要求同？还是求异？面对问题，要解决？还是不解决？如何理解语言可以朝解决问题前进，就那么理解吧！

另一种语言的问题是听者不愿意在情境脉络下理解发话者，以自己的是非决定别人话语的是非，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但是否真有绝对的是非？还是都只是片面的是非？会不会所谓的正确和正义，不过是从某一种价值出发，或採用某种判准下判断出?是非。太过绝对，太过自以为是，本身就很危险。明白语言的有限和价值的多元，才有可能尊重言论自由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

「我们做朋友吧！」这句话要配合情境脉络，才能判断是「告白」，还是拒绝交往的「好人卡」。民主政治需要的是政策辩论，新闻和民眾的注意力不该浪费在语言的歧异和阙义。将语言放在脉络中理解，检验语言是否实践目标，是我觉得理解台湾政治比较轻松的方式。至于那些以单一价值批判他人的人，我常想起王尔德说过的一段话：道德不过是我们用来针对自己讨厌的人的态度。（Morality is simply the attitude we adopt to people whom we personally dislike）这世间不是只有单一目标和价值，别人最崇高的价值追求可能和我不一样，如果真是不可妥协的价值，那必然该是贯彻到底，不能有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或妥协，或受限的时候。政治人物喊什么价值口号前可以先检视一下是否有逻辑矛盾，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不然选民会很难善意解读。国安局长邱国正在立法院针对陈同佳案坦承：因为时机点很不妥，我国不得不做政治考量」的发言，很诚实，但也令人心冷。

世上疮痍民间疾苦多，希望在眾声喧哗下，口底波澜不误正事。司法能守护正义，无人会是默默死去。

（作者为台湾思辩教育协会理事长、东海大学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