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当婚约遇上抗战──战火中用生命写情书（一）

如果不是国家万分需要你的话，我真想你现在回来，让我们找个荒野僻壤去垦荒，我不想任何的荣华富贵，只盼望能夫唱妇随、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叶霞翟

编者按： 战火下的国愁家恨．如史诗的人生故事。1949年最后撤守中国大陆胡宗南将军与夫人的亲笔书信首次曝光，见证大时代中的家国两难！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是中华民国最后一位高阶将领胡宗南离开大陆之日。七十年后，胡将军之子、前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跟随327封书信，重新走过父母亲驻足、在大陆最后阶段关键的七个城市，以人子的视角、双亲大量书信为证，详述当年父母亲际遇与内心挣扎，恰为中华民国苦难歷史，做了真实的见证，也写下史诗般的故事。

一九三七　杭州．上海．南京

南京虽然有古老的歷史，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拥有现代建筑设计美感，里面呈现了八十三年前，日军进城后的残暴。南京依然有明代城墙与城门，我特别留意当年日军攻陷南京时，究竟从哪个城门突破；因为父亲在经过上海的激战后，原先已来到南京城外，准备守城。

1937年纠结的大我与小我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父亲已是身经百战的国军名将，他除了面对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挑战之外，还遇上一位大三女学生，他与她互许终身。

母亲在她的书《天地悠悠》描述和父亲的见面是个「巧遇」：「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我和绮嫂去杭州探亲，一天早上，我去雨师那里，他正在楼上处理要公，叫我在楼下客厅等一下，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那正是百花吐艳的时候，我就倚在窗边欣赏着着园里的景色。过了不久，听见后面响起了脚步声，以为是老师下来了，回头一看，进来的却是个陌生人，他穿着深灰色的哔叽中山装，中等身材，方脸宽额，浓眉大眼，鼻梁很直，嘴形很美，面色白里透红，下巴青青一片，显然是刚修过脸的。……」

这应是当时的场景无误，然而母亲为什么会到戴笠（字雨农）在杭州的家？而父亲又为何也在那个时刻抵达戴笠家？

九年之后，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记留下线索，我也逐渐拼?出八十三年前的真相。

那是在对日抗战胜利后，父亲返回杭州，然而老家已人事全非，甚至连他自己也难以辨识──「轿子雇到，四人抬一轿，计十二轿夫、八个挑夫。下午三时半到鹤溪，进村，问琴宾 家住何处？一人答：仍住原地，即带路走，入门见母及弟妹等，相对默然。住宅即桂花厅，不蔽风雨，环境萧然。未几，即同琴宾上泰山斗，展谒父墓，感慨无极，心中想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时，父亲对我不娶妻，甚为恼怒，忽忽九年，父亲死了，我亦两鬢斑斑，渐渐老了，半世战争，一生戎马，只赢得一事无成。

父亲死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其时，余正苦战上海三阅月，所统十六个团，只剩勤务、卫士、司书、书记、军需、输送兵、饲养兵等一千二、三百人，在大场交防于廖磊之桂军后，即开后方补充，未三日廖磊军溃散，余奉命守苏州河，半月后奉命撤退，转战无锡、常州、崑山，某日奉命赴南京。委座命守南京，而以卫戍副司令长官职相畀。令未下，委座又令至浦口督战，而以罗卓英为唐生智之副。似为四日到南京，六日或七日到浦口，八日委座离南京，十日敌攻浦口，十二日南京陷落。而吾父适于九日病逝于孝丰鹤溪，电讯不通，烽火漫天，行人断绝，骨肉流离之际，而余尚在击楫中流，意气豪迈，真可慨、可痛、可耻、可悲者也。」

这天的日记，把时序拉回对日抗战发生那年的春天，那年春天发生了许多事，他于公于私都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

好友戴笠牵红线

一九三七年，四十二岁的父亲已是国内知名将领，却因兵马倥偬仍未娶妻。从日记看，他到上海时受到我的祖父际清公的责备，想来是因为传统的孝道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吧。他必得回应我祖父的期待，但到哪里找合适的对象呢？他请杭州的好友戴笠协助。

父亲认识戴笠，约在九年前──一九二八年，他返回浙江省亲，在杭州与有志之士长谈，因而与义乌赵龙文、江山戴笠订为性命道义之交 ，戴笠以后成为情报单位军统局的领导人。父亲把结婚的难题向戴笠吐露，戴笠义不容辞地设法，想到曾在杭州警官学校教过的优秀学生、时年二十三岁的叶霞翟。

我母亲叶霞翟女士，浙江省松阳县人，一九一四年生。她的父亲叶庆崇先生是教育家、同盟会革命先进，持家观念却非常传统，也就是说，外祖父不认为女儿需受多少教育，即便女儿在小学和中学课业成绩皆名列前茅。但我母亲并不气馁，永远「力争上游」，这四字是她一再告诉我的──她初中毕业后才十六岁不到，先是短暂地教过小学，再只身到杭州考上公费的浙江警官学校第三期。

浙江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其时戴笠衔蒋中正之命，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兼任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员，以求训练情报人员，戴笠以后又保荐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

母亲显然在警校也表现甚佳，使得戴笠注意到这位女学生的发展；她于警校结业后，一九三五年考进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转赴上海读书。她随父母兄嫂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萨波塞路，一九三七年大三那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她突然接到戴笠的急电，要她即刻赴杭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