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一将功成万骨枯──徐蚌会战经过（五）

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抵沪之日，即民国卅八年一月廿一日，闻悉　蒋公引退，心中无限的痛苦更增十倍，预料国势将不堪设想，日趋混乱当在意中。廿二日晨知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的第二天，不识共匪阴狠，即发表谋取和平文告，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等北上，与朱毛匪党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五代表进行所谓「和谈」。

嗣政府迁穗办公，我也于三月十二日由上海到杭州，先为何敬公六十大庆祝寿，旋即回江西吉安原籍扫墓，并处理我所创办的「吉安私立扶园中学」校务，四月十三日到达广州。当我离开家乡时，虽蒙亲友及乡绅盛情款待，热烈欢迎欢送，但我内心则不胜其凄凉之感，真是游子飘零，又不知将流浪到何处？何日得重返我的故乡？

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三日国军撤离南京。六月十八日，我在广州出席广东省政府招待立法委员与国民大会代表的茶会，曾沉痛陈词。七月十日，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公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碧瑶会议。我因民国七年曾一度乘船经过香港，当时未曾上岸，而且此时又没有实际工作，所以于七月廿三日由广州移住九龙，暂时静静的韬晦思过。

我回忆民国十六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八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十九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廿年兼国民政府委员，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执行委员，受二等宝鼎勛章，廿四年任陆军二级上将，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受一等宝鼎勛章，甲种一等光华奖章，廿五年兼国防会议委员，受二等云麾勛章，革命十周年纪念动章，廿六年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廿八年受华胄勛章、忠勤勛章、一等云麾勛章，卅四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受青天白日勛章、胜利勛章，卅七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而军职则由师长、军长、指挥官、总指挥、总司令、至司令长官、缓靖主任。可以说我个人在党、政、军三方面都负过相当的责任，尤其是军事责任重于党、政责任。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而这些勛章便是无数将士的头颅与鲜血换来的。

不知道将来对于这段歷史是怎样的评论，但我认为假如要用天秤的话，那末我个人对于此次大陆失败应负的责任，至少应该与我的职位和功勛的重量相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之理由，绝不是记述事功，事势至此，还有什么事功可言呢！不过趁有生之年，说明我应该负的责任，这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从小立志革命，好不容易步入正途，二十几年东征北伐，稍遂初志，而结果只不过是「从军阀手里救出来的国家，而又陷于共匪的铁蹄下了。」除了军阀的暴政，而又被共匪实行其暴政，以暴易暴，不但没有救国也没有救民，而且使国家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中。纵然我在北伐平乱各役有可述的功勛，亦只是黄粱一梦，转瞬成空，我愧对国人也愧对那些勛章！

假如不能反攻大陆，消灭共匪，那末，国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打倒军阀，击败日寇──只不过是替朱毛奸匪的叛国舖路而已，那我无数的先烈是决不瞑目的。以我的看法来说，共匪祸乱国家，使人民无法生活，暴政必定覆亡的，共匪必定被消灭的。我政府播迁来臺之后，在　蒋公励精图治之下，反攻的基地已建设巩固，臺湾已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各方面的进步，是自由世界各国公认的。反攻的游击队早已登上大陆，深获民心的支持，先期胜利亦已取得，重建大陆的蓝图并已订就，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国内外的反共人士一致团结，俟时机来到一举成功，光復大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