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青壮年科学家接连离世 学者撰文呼吁关注科学家早夭现象

据公开讯息，3月17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前副书记程朋逝世，享年48岁；同日，着名分子反应动力学专家韩克利因病逝世，享年59岁；3月20日，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白晓卉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42岁；3月27日，血液病学专家周剑峰逝世，享年56岁。

澎湃新闻报导，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王珂、教授李侠于《民主与科学》杂志2021年04期刊发〈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文章，最近在大陆科技界广受关注、转发。该研究得到大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案「人工智慧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的资助。

文章认为，近年来，一些青年科学家过劳离世的「早夭现象」，是典型资源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社会和个人损失。经研究12位媒体公开报导的早夭科学家案例，回看死因，对外公布的结果不是因病去世、突发疾病，就是猝死，并非意外死亡。

眾所周知，在僵化科研评价体制下，最大限度挤占生理时间就成为增加时间投入的唯一管道，毕竟科研产出与时间投入高度正相关，而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会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给心臟带来极大负荷，极易猝死。

文章指出，在知识快速更迭、产出高度不确定的科技领域，科研本身的难度、社会建制设置的评价体系与生活的琐碎，多重压力聚焦于一个有限的个体身上，而又缺少相应的纾解出口，不客气地说，这些因素的迭加无异于拿生命在做研究。

文章反思建议，屡屡出现的科学家早夭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警示：首先，透过无限增加时间来提高科研产出显然是一种原始得不偿失的做法，在时间边际效益递减情况下，侵占生理时间除了会影响科研人员身心健康外，收益并不划算。

其次，要减少源于体制内的频度过高、强度过大的外来干扰，弱化激励机制，为科技人员营造一个友好的科研文化环境，为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留出空间。最后，要为那些超时工作已经陷入精神压力困境中的科研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以及健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