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张伯玉：日本应对人口危机给大陆两点启示

张伯玉表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东亚地区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8，日本是1.27。日本是二战后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发展的国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低生育率问题的国家。截至1980 年，日本生育率一直处于亚洲最低水准。从日本生育率变化歷程来看，生育率一旦低于人口更替水准（2.1），便很难再回升到更替水准。

日本生育率下降有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一个是1974年总和生育率降至低于更替水准的2.05，此后持续下降再未回到更替水准；另一个是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至很低水准的1.42，迄今再未回升到1.5。日本政府致力于提高生育率的第一项措施是在1994年12月推出的，即在生育率降到很低水准时才开始採取措施鼓励生育。

张伯玉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即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出现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准时，如果日本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其人口发展也许是另一番景象。1969 年 8 月，日本人口问题审议会向厚生大臣提交的谘询报告《关于我国人口再生产动向的意见》认为，政府应该针对导致生育率降低的经济社会因素採取必要政策措施，以期尽快使净人口再生产率恢復到1的水准。但是，1971年，日本战后的婴儿潮一代达到结婚年龄、日本迎来第二次生育高峰，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加上当时世界盛行「人口爆炸论」，日本政府又开始担忧人口增长会带来粮食、资源等方面的负担，提高生育率的建议没有被採纳。人口问题审议会也在1974年6月发布的《人口白皮书》中转而建议控制人口增长。事实上，1974年是日本持续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的最后一年，也是日本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的第一年。日本当时本应仔细分析和判断人口发展趋势，抓住时机採取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但它作出了相反的政策选择。

张伯玉称，实事求是说，通过近30年坚持不懈地实施支持家庭、婚姻和鼓励生育政策，日本政府在减缓人口下降速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它成功避免了总和生育率完全降至极低水准（1.3）以下，而是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3上下。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创纪录的1.26，此后呈缓慢回升态势，2015年一度回升到1.45。但是，2016年以后又呈小幅下降态势，2017年为1.43，2018年为1.42，2019年再次下降到1.36，2020年为1.34，2021年为1.3。

与此同时，无论推出多少鼓励生育措施，日本的生育率却一直没能摆脱极低水准。原因有二：一是重「催生」，轻「催婚」。日本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施策重点一直是促进已婚家庭生育，主要集中在育儿支持和工作方式改革方面，支持年轻人走进婚姻的举措被长期忽视。直到2013年6月，《突破少子化危机紧急对策》才将「支持结婚」（为新婚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以使希望结婚的人能够结婚）纳入与支持育儿、工作方式改革并列的提高生育率举措的三支箭。

二是重形式，轻实质。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的计画、战略、紧急措施等，出台了细致入微的促进生育的政策措施。但是，从家庭相关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来看，日本家庭政策支出的财政规模很小。2003年实施《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由于儿童津贴的逐渐充实及托儿所等保育设施扩建等家庭相关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逐渐增加，2003—2017年的十余年间，增加近1个百分点（由0.64％增加到1.58％），与1990—2002年（由0.35％增加到0.64％）相比，家庭相关社会支出显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