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洛西在台灣停留了19小時,留下的「效應」如星火燎原,其廣闊尚不可測。國內國際媒體熱翻天,實史無前例。共軍則立即在台灣外圍實彈演習;民進黨高層幾天來喜洋洋,而民眾則處變不驚,寧靜如常。

期間有4枚飛彈凌過台灣高空,經日本報導,震驚國際。然國防部則輕描淡寫,因飛彈高度達大氣層不必發放警報,但飛彈發射瞬間方向就朝著台灣,可放心嗎?

裴洛西是勇敢異常的政治領袖,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美國自由派力主廢除對中共撤銷最惠國待遇。當時裴洛西是眾議員,她嚴厲要求白宮對中共經濟制裁,她親到北京並揚言即使被坦克車壓過,也要支持示威的學生。

但布希總統則認為經濟制裁,受罰將是大陸的廣大人民,大陸經濟崩潰也會殃及美國人民。布希總統私下要李潔明大使和我兩人,與中共韓敘大使研商解決爭執的方向。

我們3人見面,韓敘大使很謙遜,為保密自己駕車前來。他同意中國確實需要現代化,包括人權,但他有信心中國會很快朝向現代化,對這件不幸的事,他希望美國就別在傷口再撒鹽。我也認為中美兩國此時不宜因經濟制裁而成仇。然而,我仍堅持美國應協助逃亡來美的示威學生。最後,最惠國待遇沒有取消,當然裴洛西等認為這是姑息養奸。

裴洛西不理會中共軍機威脅,在全球矚目中昂然抵台。台灣政治領袖認為得此強力奧援,今後當可安枕無憂。中共則怒不可遏,因而順勢封島軍演,「解放台灣」再不是夢想了,萬一台灣在美夢中被急速解放,則是應了裴洛西家的名句:「頭被割,猶不知自己在流血。」事關國運,全民安危,不可不慎慮各種可能。

「中美台」三角關係的遞變,始自福特、卡特朝代,當年我兼任白宮醫療顧問,有機會旁觀決策的過程。雷根與卡特競選時,怒批卡特未預警就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我寄望雷根當選後,至少會提升與台灣的關係,但卻相反,雷根連派AIT代表都要派退休的前駐香港總領事,明顯降級台灣,我遊說友人高華德參議員等出來主持公道,後由布希副總統調處,才改派李潔明。

後來雷根總統向我解釋,他競選時,是「美中台」小三角,他當總統時,是要考慮「美中蘇」大三角,美國必須聯中抗蘇,謀求世界和平。問題不是美國可靠不可靠,而是美國有更大責任,他說,對台灣而言,耗資買大量武器,實際不可能打贏人口眾多且可源源製造武器的中共,這是普通常識。美國表現對台灣人民的真心關懷,才是對中國難以承受的壓力。

台灣歷年買了那麼多昂貴軍火,還好,所有武器都沒用在戰爭。有次,王永慶先生約我到他的寓所,他問我一假設性的問題:有位公司職員居住在舒適的房子,他對面街住了60多位大漢,各持有卡賓槍,但30年來相安無事,也開始有些來往。有天賣手槍的販子,勸這位職員買把昂貴的手槍,以策安全。王永慶先生問:「此位職員買槍會不會比較安全?」我答:「會的。」他問:「誰告訴你的?」我答:「那賣手槍的販仔。」永慶先生說:「你答對了!」

我們要相信,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其實釋疑解答就在普通常識。美國立國的最大思維因素,就是來自1775年湯瑪斯‧潘恩(T. Paine)所著《普通常識 (Common Sense)》的小冊子裡。台灣面臨危機,「危機」是兼涵危險與機會。普通常識應明析出,裴洛西並沒帶來安全,台海的安全是應出自合則兩利的善意。(作者為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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