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精选》玉玺的奇幻漂流

玉玺的奇幻漂流

做为古代皇权的标志，玉玺还有一个前身：禹鼎。清朝史学大家赵翼曾说：「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盖风尚如此。」

传说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之后，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并将其铸成九鼎，以一鼎代表一州，九鼎自然代表天下。夏、商、周三朝，禹鼎一直做为传国重器存放在都城，成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徵。春秋时期，楚庄王熊旅问禹鼎的大小轻重，意欲取代周朝，当时的王使王孙满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为答覆，最终使熊旅放弃了伐周的野心，由此留下了「楚王问鼎」的典故。

楚王的野心，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凭藉「六王毕，四海一」的赫赫武功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想方设法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将玉玺的使用权垄断在皇帝手中。

玺，最早就是「印信」之意。秦朝之前百姓均用金、玉制作印信，所以玺算不上稀罕物，直到秦朝之后，唯有天子的印信称玺，且独以玉制，从此群臣不再敢擅用。也就是说，玉玺连同这两个汉字正是在秦始皇手中成了皇权的代表，连群臣都「莫敢用」，更别说普通「黔首」了。秦朝二世而亡，末代君主子婴正是跪捧着这枚玉玺迎接汉高祖刘邦到来。

如果说以玉玺为皇帝特权的制度设计仅是秦朝的「一厢情愿」，献玺这一仪式被后继王朝的开国君主所接受，就使得玉玺的继受正式成为王朝更迭的象徵。

而刘邦接受玉玺的背后，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西汉的开国君主刘邦出身于亭长，在六国眾多旧贵族面前，显然需要一个论证自己「天命加身」的证据，而这枚玉玺显然是最好的道具。刘邦之后，玉玺在歷代汉皇手中传继，直到王莽篡汉时，也是以逼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货真价实的传国玉玺。

东汉建立后，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得，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经过秦、西汉、新、玄汉、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玉玺的象徵性被无限扩大，才推动了袁术得到玉玺便自认为「天命加身」的事件。

不过，玉玺至此已有了一丝奇幻色彩。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雒阳（东汉都城）一片动盪不安，玉玺在混乱中失踪。董卓之乱后，孙坚进军雒阳时，发现一口枯井冒出「五色气」，于是派人下井查看，由此捞出了玉玺。孙坚捞出玉玺后，遭到袁术的觊觎，他拘禁了孙坚的夫人才将玉玺夺到手。然而，袁术当然没有想到，这枚玉玺带来的不是帝王气，而是丧钟。

袁术败亡后，玉玺归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并随着歷朝更迭一次次流传于不同的皇室。《北史》中载：「二汉相传，又歷魏、晋；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歷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隋朝灭亡后，萧后携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时期玉玺復归于中原。之后玉玺又经后梁传至后唐，最终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灭失。之后各朝虽然常有玉玺復出的消息，但早已真偽难辨，反倒是玉玺所代表的「天命」，长久流传于世人心中。

(本文摘自《罪与罚，谁说了算？》/时报出版)

【内容简介】

圣旨到、免死金牌、尚方宝剑、鸣冤击鼓、高悬明镜……

现代戏剧里常出现的「道具」，究竟是什么真实模样？在歷代法律制度中扮演什么角色？

玉玺、婚书、鸠杖、獬豸、官帽、补服、匦函、节钺……

古代法律制度中，这些器物代表什么意义？具有何种规范效力？

严肃的法条、冷峻的判决及漫长的法制史似乎都缺乏一种人间烟火的气息。幸好，千百年岁月积淀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法律器物，从它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法律的刚性与威严，亦能体会到法律的温暖与博爱。

搜罗中国歷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二十件法律器物，用生动的文字及精美的古文物图像打造一座「律法博物馆」，以四大特展「帝王的权杖」、「庙堂的符号」、「律法的线条」、「狱谳的规矩」形式，分别介绍诸如圣旨、丹书铁券、节钺、尚方剑、铜匦、登闻鼓、婚书等律法文物，深入浅出地讲述歷朝法律史的变迁，让我们得以尽识法律存在于世间的意义。

【作者简介】江隐龙

「写作型」法律人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检察日报》法律专栏特约作者

《文匯报》、《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文化专栏特约作者

《澎湃新闻‧私家歷史》歷史专栏作者

头条号「切割地球」点击量破一亿，最高单篇问答点击量近一千万，「十万+」文章、问答百余篇，被评为「年度文化号」，入选「千人万元计画」及「青云计画」

「法律型」创作者

先后任案件承办人、刑事司法人工智慧辅助系统研究者、商事地方性法规立法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