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百货是内需经济的橱窗。王品集团收掉沐越，开出后疫情第一枪，而百货业绩从5月本土疫情爆发后也重摔八成。靠人流的服务业普遍的状况是大的撑、中小的倒，不少劳工苦苦等待实在的纾困，而非好大喜功的五倍振兴券。
救灾救难是施政绩效和行政伦理最佳的表现时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兹说：「病毒告诉我们，有能力的政府很重要。」从绩效和伦理的双向视角来检视五倍振兴券，不难发现行政院的想法太过心机、算计，做法太过偷懒、取巧。
施政绩效和行政伦理在纾困救灾价值体系中并非单独存在，它要充分兼筹并顾经济效益、行政责任、普世人权和公平正义，前提并且要以当下的时空环境有紧急之必要作为优先的考量。
首先从疫情救灾之充分条件来看，在最为相关的经济效益和行政责任部分，蔡政府上台后流行大撒币，造成国家未偿还债务，加上疫情纾困特别预算，已达7.4兆元，占GDP的36%，离法定之举债上限40%不远；何况，国家潜藏债务还有24兆元。行政院力推纾困补助和振兴经济并行措施，显然逾越了行政责任和财政纪律的分际。就当前内需市场情况，亟待纾困的劳工、弱势族群和中小企业大有人在，而纾困和振兴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政府不必假振兴之名，一味扩大举债，行讨好全民的大撒币之实！
接着从政府疫情救灾中的必要条件来看，国际对于行政伦理订有优先考量原则为前提，它的必要条件是要特别针对当前最为紧迫环境和时空背景，聚焦现况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并且珍惜国家资源，选择最需要纾困的社会大眾给予最佳的救助。五倍振兴券是人人有奖，固然免除了排富条款不符公平和人权的争议，但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精义是集中有限的公共资源给予最需要纾困的人，行政院不能不愿把关，便宜行事。
想想如果把人人有奖的振兴券改为纾困2.0， 只要政府能确实核实需要及时纾困的对象，把5000元的振兴券转变成为纾困补助，光是省下的印刷费23亿元，就可以令数以万计的家庭免受无薪之苦。一个简单的纾困救灾问题，碰到施政者复杂的政治算计，反而会引发愚蠢的解方。发行五倍振兴券岂非如此？
国家有难也正是激发全民共识的最佳时机。当前台湾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对立日益恶化，政府即使坚持要发振兴券，但受惠对象若集中在亟待纾困的人，如此免除了排富条款的疑虑，又能激发全民患难与共、急难救助的慈悲心。这才是疫情救难中施政绩效和行政伦理的魄力作为。
救灾救难要救急救弱，也要救穷。纾困做好、做满，振兴经济自然水到渠成，姑且不论疫情当前并非排队领消费券时候。政府救灾不能老是政治考量大于科学方法和专业思维了！(作者为国家公益发展协进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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