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開始熱議的馬習會,由於雙方在場合問題上的歧見至今仍無交集,看來實現的機會已愈來愈渺茫。台灣方面多次表達,希望趁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北京舉行的機會,進行兩岸領導人會晤。大陸方面則透過媒體評論方式婉轉表達,陸方樂於舉行馬習會,但APEC領袖會議的「西雅圖模式」不能改變,間接回絕了台北的主張。台灣方面多次重申,APEC是經濟體組織而非國家組織,各國領袖是以經濟體領袖身分參加會議,馬習在APEC見面,不會造成兩岸問題「國際化」的結果,但大陸方面顯然至今仍未接受這個說法。

從馬習會議題初起,雙方的態度都非常清楚,兩岸領導人有意願、有必要會面,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政治氛圍也趨於成熟,目前最大的障礙,就卡在會面的場合。

相較於意願、氛圍這兩大歷史條件,會面的場合問題相對屬於技術問題。兩大歷史條件都成就了,卻在技術問題卡死,對台灣或對大陸,都至為可惜。如果在馬英九總統最後兩年任期中,未能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接下來的領導人有無同樣的意願,兩岸的氛圍會不會倒退?都充滿了變數。要知道,歷史機會可遇不可再,過了一村,下一個店常常漫漫無期。

不要讓這個歷史機會錯過,兩岸領導人需要二種眼睛。第一種眼睛,是交換領導人的眼睛。兩岸領導人,不妨先交換彼此的眼睛,試著用對方的角度重新檢視馬習會。

對於兩岸關係,馬英九總統常引用《孟子‧梁惠王篇》的話「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換言之,馬總統期待大陸擁有仁者之眼,並期許台灣有智者之眼。馬總統不妨換過來以仁者之眼替大陸的立場設想,大陸堅持不在APEC舉行馬習會,是因為缺乏了以大事小的仁者之心?還是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局,讓大陸必須在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場合選擇步步為營?

習主席則不妨試著以智者之眼,看看台灣的難處。馬總統為什麼堅持在APEC會面?這個問題恰可以反過來解,以目前台灣的民意趨向,如果馬習不在APEC見面,那要在那裡見面、怎麼見,台灣人民才有可能接受?在台灣,總統名為國家領導人,但在政治上,民意風向遠遠強過總統意志。

第二種眼睛,向20年後的自己借眼睛。馬總統與習主席先想一下,如果馬習會因為APEC的場地談不攏而破局,20年後的自己、20年後的兩岸人民會如何評價這件事?是有為者當若是的堅持?還是因拘小節而棄大事的無謂固執?

20年後,人們只會記得馬習握手會面的那一刻,那張歷史照片,是真正的兩岸和平協議。而往後的繼任者,都難以將馬習伸出的和平之手抽回,這是不可逆轉的和平成果。其他的,都將是這件歷史大事可移動的布景,都會在歷史的長河裡淡去。不是說,會面的場合、時間、稱謂不重要,而是不妨試著用歷史之眼去倒溯今天的僵局,也許會找出更有創意的可能性,去打破僵局。

另一方面,馬習會的僵局,也反映了兩岸交流大船進入政治淺灘後,領導人必須看清灘岸的每一塊嶙峋礁岩,以趨吉避凶。馬習會場合問題爭議的核心問題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那不是讓利層次的經濟問題,對庶民來講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台灣人民的尊嚴感受。這才一直是兩岸交流發展速度雖快,台灣社會卻對大陸的疑慮心理未曾稍減的原因。

此結不解,在礁岸觸礁的恐怕不只馬習會這艘大船。並不是說馬習非在APEC見面不可,而是大陸不能不思考,造成馬習會沉船的這個礁石,也會在別的地方阻礙兩岸交流發展。

大陸在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上必須有新思維,不能封死台灣與國際社會的接觸。國際空間問題在社會底層繼續悶燃,表面可能看不出嚴重性,但火勢爆開後果將難以收拾。這個問題始終是國民黨與民進黨政治競爭的罩門,也是兩岸關係的罩門。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態度愈強硬,國民黨和解政策的合理性就會受到台灣社會愈大的質疑。這一點政治效應,大陸方面也應知悉。

有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才有和平穩定的東亞局面,才有和平穩定的世界秩序。三層次相連的和平架構,是兩岸發展經濟的和平磐石,特別對目前全力衝刺經濟的大陸來說,確保台海和平的不可逆,努力建立如馬習會的和平里程碑,有利於大陸掌握歷史崛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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