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峰會於4月舉行,在峰會之前兩國還舉辦了「2+2」對話。在日美峰會落幕之後,各界出現了系列關於台海問題的討論,主要是聚焦於美日雙方在台海問題上的表態和動作。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邀請六位專家就「日美峰會與台海地區形勢」這一話題展開討論,《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以《日美峰會與台海地區形勢》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本文為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信強教授在論壇上的發言。

美國的對外政策調整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同時也面臨著眾多的國內因素的制約,因此其重大的政策調整一般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到位。美國對華政策下一步的發展,一是要考察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二是要看中美兩國未來互動的走向,這是一個「雙輪驅動」式的政策塑造和形成過程。如果只關注中美關係層面,而對美國國內政治問題缺乏清醒的認識,就很可能會造成誤判。

拜登上台後,同川普相比形成了三個方面的回歸。一是,美國外交決策專業性的回歸。川普時期美國政策制定整體而言是非常混亂無序的,川普自己作為一個掌舵人,對很多重大外交問題缺乏基本的認知和瞭解,其外交團隊和國安團隊的專業性也嚴重不足。反觀拜登執政之後,其任命的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主管坎貝爾對美國外交和國安議題的瞭解均十分到位。

第二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理性判斷的回歸。在川普時期,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判斷是極度狹隘的,甚至可以說是偏執和極端。川普雖主張「美國利益優先」,但他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美國利益」,更不要說哪些「美國利益」應該優先。川普最後做的很多事情其實是在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根本沒有做到所謂的「美國優先」。而拜登上台以後,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理解遠比川普要深刻、廣泛、全面和準確得多。

第三是,美國傳統外交戰略思維和原則理念的回歸。比如,強調盟國協調和發揮盟友的作用,重視多邊機制,以人權問題和意識形態對抗為外交政策抓手等,這些理念和手法都再度得到重視和運用。例如與川普相比,拜登政府熱衷於將中美的競爭描述為「民主對威權」的制度性競爭關係,鼓吹自由、民主、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優勢,並強調通過所謂「民主價值」與其盟友和夥伴應對來自「威權政體的挑戰。為此拜登在上台後積極地在意識形態領域拉幫結派,頻頻聯合盟友對中國進行攻擊。

在對台政策乃至大的對華政策方面,拜登同川普的戰略總體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對台問題上,力挺台灣對抗大陸可謂是美國兩黨之間以及府會之間的共識。但是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同川普政府相較,有可能會有以下「三個區別」,一是,川普純粹把台灣作為刺激、挑釁和打壓中國大陸的工具,對台政策完全服務於對華戰略,也很少顧及台灣的利益是否會因美國的挑釁政策而受損;而拜登則會回歸美國傳統的政策軌道,亦即把對台政策和對大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從美國角度而言)予以「分開處理」的政策思路,並在決策時考慮台灣當局可能會因此而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二是,川普對台灣問題的危險性和敏感性其實是認識不足的,因為他本身沒有這方面必要的知識積累,更沒有這方面的外交經驗,這就意味著川普明顯缺乏「紅線意識」。相比川普,拜登在外交領域更加嫻熟老練,尤其在對台問題上,更是不折不扣的老手。拜登政府對台灣問題所蘊含的巨大風險的認識和理解更加充分,「紅線意識」也相對會更強一些。

三是,川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極強的隨意性和極端性,只關注於服務其自身的政治私利,這也直接導致川普執政時期,中美關係跌入了歷史低谷,主要表現為「三無」:即無戰略互信、無高層政治互動、無實質性合作;而拜登上台後中美合作已然逐漸有所恢復,而且拜登未來很多內外政策目標的實現也離不開中國的配合與支持,因此拜登會更多地顧及中美關係的大局,而不敢在台灣問題上肆意妄為地發起挑釁。

短期而言,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的重點是管控危機,防止因意外事件爆發兩岸軍事衝突,把美國拖下水。而其中期目標則會是要在降低兩岸緊張關係的同時,力求兩岸恢復對話,尤其是施壓大陸與台灣當局進行接觸和會談。長期而言則是要力求把台灣更有效地整合進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打壓和圍堵中國大陸的體系中。(作者為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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