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共產黨的倒蔣反美群眾教育──馬歇爾調停之20（蔣世安）

從1946年7月國共在蘇北的大打，到10月間國軍進占張家口，為時3個月，是國共邊打邊談時期。共方的談判方式，則由消極的爭取停戰時間，進至積極備戰時期。其方式「堅持政協路線」，「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亦即周恩來所謂：我們把對方不願解決問題，告訴人民，用以教育人民。使「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經過談判，「為群眾所認識。」因此，「和平雖不可能，但為了教育人民，談判是必須的。」

同時，周氏也要第三方面人士得到教育，使他們懂得談判不會有結果，就同意他們去調解。因為他們內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動搖，想來個折衷方案，解決問題，希求和平，不一定是聽共產黨的。

周氏這種談判方式，馬歇爾對葉劍英說：「周將軍（恩來）最近幾個月來（按：指7月到10月），並不是為談判而談判，而是為宣傳而談判。」

根據周恩來的分析，第三方面總是不斷的動搖，因為國方二陳（果夫、立夫）、陶希聖等，堅持要開國大。因此，第三方面就發生了分裂的局面，青年黨與民社黨參加國大，早在意中，張君勱（民盟中的民社黨）極端動搖，胡政之自稱內外夾攻、左右為難，黃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戰」。另外還有幾種人，如陳銘樞反蔣而不進步；黃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場，不願投蔣，但動搖不定。同時第三方面也不斷新生，如聞一多、馬敘倫、馬寅初，學習求進步，聯繫群眾。同時，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了第三方面的群眾領袖。因此，周之爭取動搖分子目的在教育群眾。

為何要以談判來教育群眾？依周恩來之說，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被群眾所認識」，同時也要使「群眾對美覺悟」。因為抗戰初期，群眾對中共的認識，只重抗日，並認過去暴動政策為錯誤，他們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場出發。現在則不同，「共產黨抓住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而與賣國內戰獨裁的國民黨相區別」。由抗戰初期左右之分，變為是非好壞之分。至於美國方面，因群眾對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6月、7月間發出聲明，指出「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的實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以及「蔣介石反動派繼續獨裁和內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反動派的軍事干涉」以後，「群眾對美覺悟，已普遍得出乎意外。」

這是「教民作戰」，預設「倒蔣」、「反美」的作戰目標。

周氏所謂的政協路線，也就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路線，是他們長期的奮鬥目標。為什麼叫政協路線而不叫政協決議呢？周說：政協決議已被國方破壞，如果將來再談判，共方絕不承認過去的國大等等。所以決議可變，但路線不變，即黨派協商、共同綱領、聯合政府不能變。只要抓住這個路線，標榜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方針。而以武裝鬥爭為根本，用以戰勝蔣介石集團。

蔣在6月的談判失敗後，仍於7月2日找周恩來直接談判，談的最多的是蘇北問題，一再重複蘇北對南京的威脅，說這個問題解決以後，再談國大等問題，周沒有鬆口。當晚，周恩來約同王世杰、陳誠等再談這個問題，王承認按照在政協決定的原則，先改組政府，實施共同綱領，然後再解決有問題的地方政權，舉行民選。王說：政府對東北若干省，已允可暫時不照1月10日之停戰協定接收，中共對蘇北問題，必須讓步，周堅決不允，致無結果。

蔣氏顯然不願再拖下去，未與有關人員商量，即經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王世杰建議先確定召集辦法，再行宣告日期，希有緩衝日期，未被接受。

周恩來即向馬歇爾表示：11月12日召開國大很突然，等於政府又投下一顆炸彈。政府現在的作法，片面的召開國大，不願開政協，這不合乎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了。這和你（馬）初來的談話，政協協議以及杜魯門總統聲明的精神相違背。

此乃周氏「政協路線」的使用，用以綑綁國民黨也。同時，周恩來也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斐斐說：

美蘇關係的不好，常影響到中國的內政，這是事實。但從中國的立場看，並非沒有辦法可以自處了。如果國民黨的政府是聰明的話，它應該自動地負起橋樑的作用，不要甘心地作一國的工具。或許如果中國的國民政府改組成聯合政府了（按：照政協那樣去做），與一切盟國都保持友好關係，則中國不致完全受一國的影響，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過來積極影響國際間的合作。

周氏之言，雖是宣傳「政協路線」，卻完全像個自由主義者。人民聽了，定會很贊同；但也會覺得國民黨很不對。

【未完待續，蔣世安專欄每周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