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評論 薛中鼎》三十年後看六四

1966年至76年，中國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把大陸搞得一窮二白。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平均月收入低於二美元。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訂定了「改革開放」的治國方針。

「改革」指的是「對內」，要解放思想，政治平反，放寬政府管制；「開放」指的是「對外」，要引進外資，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毛澤東過渡到鄧小平，是個劇烈轉折的時代。實質上，就是「改換朝代」。

經濟政策上，從共產主義，走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政府採取了「雙軌價格制」來轉型過渡。譬如鋼鐵買賣，在國營事業之間是一套價格系統，在「自由市場」買賣，又是一套系統；就像是當時的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有黑市價與官價兩套系統，價差可能高達兩倍。

因此，如果你有辦法，以官價取得鋼鐵，再以「市場價」賣出，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暴利。當時有些人就靠這樣「倒賣」賺大錢。這叫做「倒爺」，後台都是有權力的官員。這種官員，人稱「官倒」。

這是從共產主義轉型到市場經濟，必然會發生的過渡時期經濟脫序問題。這必然會導致民憤。同樣的民憤，也發生在蘇聯，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期，1982至87年，胡耀邦任共產黨總書記，大力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很得民心。同時，「官倒」的經濟脫序，激發了民憤；對外開放，造成了民眾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嚮往；加上政府治理的相對寬鬆，各地已經醞釀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1987年初，在京、廣、津等城，爆發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示威遊行，這是所謂的《八六學潮》。胡耀邦旋即下台。

胡耀邦贏得了學生與知識分子對他的愛戴，但是他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為社會播下了動盪的種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一些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之後，活動逐漸變質。

自4月到6月，學生民運分子占領天安門廣場近兩個月，政府對其寬大容忍，全世界前所未有。在此期間，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總理李鵬與學生談判，請求學生暫時退出天安門，以便政府接待戈巴契夫，被學生拒絕。

到了民運後期，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學生罷課，工廠罷工，而且全國各地開始效尤。李鵬與學生懇切談話，央視公開做出現場轉播。李鵬反覆說明國家不可陷於無政府狀態，被學生代表當場斥責。

後來有學生代表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只知道，政府給我們什麼，我們就一定會回答要得更多。」

學生領袖柴玲後來說：「我希望天安門流血，因為流血了，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更有利。」

後來學生代表要求，學生組織要具有監管政府與國家政策的權力。換句話說，學生代表要當慈禧太后，總書記當光緒皇帝。

中共中央被迫要做出選擇，一是自行解散政府；一是驅散學生，沒有中間地帶。

當時的大陸，相對比較落後，沒有公安鎮暴部隊與催淚瓦斯槍，只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調派解放軍進城，來驅散學生。解放軍到了復興門附近的木樨地，一些暴亂分子燒了坦克車，殺了解放軍戰士，還把屍體吊在樹上供人觀賞。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解放軍除了開槍，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槍聲歸於平靜的三十年之後，中國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快速崛起，彎路超車，穩步邁向了民族復興之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三十年，有四億人口成了中產階級，在2020年要建立小康社會，全國人口脫貧，「一個不能少」。

你說這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