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全球洪澇災害多發，城市如何與水相處？（劉勇）

極端天氣、洪澇災害等已成世界性難題的現實，也引發了國家與城市該如何應對的思索。那麼，東西方城市有何治水良策，有無互鑒可能，在選址佈局等方面有何考量……長期致力於環境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河南大學副教授劉勇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從鄭州暴雨說起，詳解人類城市文明與水之間的相處之道。

中新社記者：今年7月20日，鄭州成為「中國暴雨中心」，城市迅速變「澤國」。在您看來其中原因有哪些？面臨這種級別強降雨，全球有無城市能承受？

劉勇：導致此次鄭州嚴重內澇的首要原因肯定是極端強降雨。儘管鄭州中心城區的防洪標準按200年一遇設計，但這種強度的降雨對於全球範圍內與鄭州市同一緯度的任何城市而言都是撐不住的。因此歸因為天災並不為過。

其次是地形因素。鄭州整體西高東低，市區處於第二級地貌台階向第三級地貌台階過渡的邊坡，相當於在一個巨大「簸箕」的出口處。在強降雨過程中，很容易在市區內部形成可怕的「街洪」，破壞力極大。

當然還有城市建設的原因。近年來中國城鎮化加速，一方面城區植被覆蓋大面積減少，使城市涵養水源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城區不透水區域大面積增加，使雨水自然下滲過程被削弱。這兩個因素給城市防洪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城市地下管網建設。「重地上，輕地下」是中國不少城市建設的通病。不單是鄭州，其他大中城市也暴露出諸多城市管網建設問題。

中新社記者：近期全球多地也發生了類似災情。洪澇災害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在應對模式上，東西方城市有哪些可互相借鑒之處？

劉勇：自古以來，人類在與洪水鬥爭中不斷積累經驗。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防洪工程修建得非常好的古城，如贛州福壽溝、安徽壽州、廣東潮州、湖北荊州等，即便是現在依然能發揮重要作用。總結發現，古人巧妙地構建了包括城牆、護城石岸、甕城、涵洞月壩、城內水塘及地下排水在內的防洪排水系統。甚至是城市形狀的設計都頗為考究，如贛州古城形如龜，可以有效減小洪水對城牆的衝擊力。因地制宜、系統考慮「堵」與「疏」關係、統籌處理「排」與「蓄」關係，折射出中國古人的「系統觀」智慧。

經過長期發展，西方也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應對洪澇的理論和方法。其中「控制論」意味較多，常見「管理」「技術」和「工程」等詞語。如美國的「雨水最佳管理實踐」、英國的「可持續性城市排水系統」以及澳大利亞的「水敏城市設計」等。西方治水理念核心點在「源控制」和「下游控制」，在西方城市應對雨洪過程起到了非常不錯的效果。

因而，在中國「系統論」的框架下有效融入西方「控制論」的工程實踐，能夠很好應對城市洪澇災害。

中新社記者：人類對水有著特殊的感情。今天人們依舊追求「面朝大海」。您如何看待人類這種「臨水而居」的千年執念，請談談水與人類城市文明的辯證關係。

劉勇：水是生命之源。自古以來，人們傍水而居、逐水而遷，也正是得益於水的滋養哺育，人類文明才得以起源、進步和發展，人類史上的四大文明也均誕生於大河之畔。

早期人類社會生產力低下，只能逐水而居。慢慢地，人類建造了利於耕種的水井、水塘等，進而促進糧食和人口增長，聚落、城市等隨之出現後，又修建了引水、蓄水工程，如春秋時期的安豐塘、戰國時期的都江堰等。

興修水利，使中國歷史上一些諸侯國迅速強大，進而促進了文明的融合與統一。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對水等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能力不斷提升，大城市、城市群出現，人類物質文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紀錄片《水脈》指出，水脈與國運相通，水培育著農業，支撐著貿易航運，維繫著社會運轉和繁榮。由此可見，水是人類城市文明誕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水也在深深影響人類城市文明的發展。許多專家學者都認為，一些重要文明的衰落、消失都與水有關，如羅布泊的乾涸導致樓蘭文明消失。人水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期命題。所以，能否處理好與水的關係，決定了人類城市文明的上限。

中新社記者：水對一座城市的影響不言而喻，有城市興於水，有城市毀於水。在您看來，東西方城市選址佈局有何不同？

劉勇：《周禮·考工記》《管子》和後期的風水理論是中國傳統城市規劃基礎，一直影響著古代和現代的城市選址和建設。《管子》主張「因天才，就地利」，《立政篇》指出「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反映出古人在城市選址中對水和地形因素的考量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周禮·考工記》則更強調城市格局，如「方九里，旁三門」「經塗九軌，九經九緯」等。這兩種思想的融合在中國很多城市尤其是古都中都能找到證據。

西方城市建設則體現了多元性和階段性，也更能體現出宗教信仰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如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神廟、劇場、競技場等位於城市中心，民眾圍此而居，反映「人神合一」的思想。中世紀，處於城市高地的歐洲教堂凸顯了宗教的絕對統治地位。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回歸，城市管理者地位提升，公共空間逐漸增多。巴洛克時期，歐洲很多國家的實力劇增，統治者奢華高大建築的「大」與普通民居的「小」形成鮮明對比。

由此可見，中國城市規劃的思想存在延續性，而西方的城市規劃則在不斷否定與更新，這與中國與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全球城市建設和管理中出現了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等新理念，這是否有助於減輕城市水患？

劉勇：如今，城市面臨著巨大的環境與資源壓力。為此，中國近年來明確提出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面向城市水患問題，海綿城市等理念出現，也正是借鑒國際上低影響開發建設模式的經驗，通過一系列工程技術手段實現城市雨水的自然積存、自然滲透和自然淨化。

儘管治理水患的道路還很漫長，但是中國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還是能給現代的城市建設帶來很多啟發，無論是從城市宏觀系統角度還是單個工程的精細化角度，城市建設都要尊重自然、善用自然、融入自然。

在既有城市環境下，如何減輕洪澇災害的影響也是學術界長期的話題，其中城市洪澇模擬是城市防洪減災的關鍵技術之一，對於災前的應急物資調配，災中的應急救援和災後的疫情防控都能夠提供重要決策支持。

近年來，智慧城市、遙感和地理信息技術也正有效支撐著暴雨洪澇模擬研究。在科技支撐下，建立「城市-街道-社區-民眾」立體化、「災前-災中-災後」全過程的城市防洪抗災機制將能有效減輕洪澇對城市的危害。

（劉勇為廣州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地理學博士，現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空間數據科學與流域可持續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來源「東西問」公眾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