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企業是否有獨特的、異於西方企業的行為及經營決策?若是有,而這個社會又放棄致力於將自己獨特的決策經驗轉化成知識,那麼社會下一代的實務經營者,要如何習得經營指導原則呢?他們將或者只能揣摩外部植入的知識、自行修裁成自身所需的那樣;或者只能從真實職場的摸爬滾打中總結經驗,無論何者,若代代如此,下一代無法系統性掌握上一代的血汗經驗,經營知識全無跨代累積,將無異於代代歸零及重啟。

若以近日美方工程師來台積電受訓一事,對照上述論斷,據報載,美方工程師認為台積電有工時過長、軟體老舊、開會過久效率太低等等問題,究竟該如何看待美工程師的認定,究竟是其批評公允,因此台積電應力求改進,那麼這要如何解釋台積電可以成為全球一等廠商?或是需要面對眾多大客戶之代工製造廠商,原本就會有廠內多種獨立系統並行存在之必要?或者在華人社會中,整體的最佳效率本就是以個體的次佳效率為代價而取得?如果能深刻探究這些問題,對於以代工為主要商業模式的台灣經濟體系而言,將極富意義。在缺乏探究下,不論是以低姿態將美方幾個工程師的看法視為上國金律、或以唯本土心態將其視為自高一等的狂論,都無助於在地企業經營的精進。

類似上述問題的探究過程,代表著商管領域一種特有的高度向實務端移動的知識發展路徑,此一路徑有三點值得闡釋:首先,如果在地的實務作為是建立在特殊的產業及文化脈絡,這種路徑便只能於在地社會中推進,如前述台積電的例子,很難期待國外學者直接提供解答;其次,此一路徑的實踐,如果能夠深富在地經驗豐富投入參與,將可更好地推進,例如具備豐富代工產業營運經驗的人,會更適合思索前述台積電的問題;第三,此類問題的探究過程,需要既有學理與厚實在地經驗之間的來回循環辯證,因而需要佐以知識汲取及一定強度的思維辯證訓練。

在地商管知識的發展如此重要,但現有相關的學位訓練卻無法滿足以上三點需要,故而形成全球/在地商管知識串接的缺口:學術取向的商學博士(Ph.D.)的訓練(甚至一般教授升等),受到體制影響側重於國外連結,而就學者也往往缺乏厚實的經驗,在職企管碩士(EMBA)課程的思維訓練強度,則依舊不足以支撐對經驗的深度辯證,其大幅招生的模式也無法保證就學者的思維素質。值此,在西方已行之有年,甫進入台灣商管學界視野的商管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正好可以補足此缺口:此一學位可以透過對具備厚實在地經驗者,施予思維辯證訓練、並引導其知識汲取,以推進在地商管知識的發展、並形成在地商管知識的傳承體系,為後起世代的管理者提供更堅實的實務指引,這將是在地DBA學位能做出極大貢獻。

如此定位的DBA學位,儘管就學者需要在全球範圍汲取知識,但主要對話對象並非國際學界、而是在地的學界及實務界,如果以國際學界為對話對象,那麼就難免要在國際研究前沿尋找可能是相當細微瑣碎的研究主題,這又將回到難以縫補全球/在地商管知識串接缺口的問題,故DBA學位的研究產出是否應以國際期刊為主,需要詳盡的辯證。

關於在地DBA的定位,還有一項議題值得探討,就是DBA的訓練是否應該以培養更優秀的管理者為主要目標,這可分兩方面思考:首先,每一個博士的訓練過程,都必須動員巨量的高教資源,不論學生繳交的學費是否已高到可宣稱「使用者付費」,如此巨量資源的調動使用,是否應有更高社會面的貢獻,而非僅就單一個人或企業層次?其次,培養優秀管理者的目標已經由EMBA學位承擔,如果EMBA培養出的管理者還不夠優秀,邏輯上理應改革EMBA教育、而非設立更高的學位,正如同企管學士教育目標若未達成,應該是改革企管學士教育、而不是鼓勵學生念MBA來矯正學士教育未竟之處。

另外,又有什麼元素是EMBA沒辦法教,並且EMBA教學體系也難以改善來傳授此一元素,以致必須在DBA學位訓練,才能養成更優秀的高階管理者呢?這些問題都需要各方碩彥匯聚智慧,方能增益,讓DBA教育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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