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勞德研究所的《世界智庫指數報告2020年度》,世界共有1萬1175個不同類型的智庫,智庫最多的國家是美國(2203),其次是中國(1413)。在亞洲共有38個國家參與調查,亞洲智庫中除最多的中國外,尚有韓國的412家,日本的137家,台灣在亞洲排第9位有44家智庫。
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案例在美國不勝枚舉,以對華政策而論,如康倫報告提出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對華政策,曾影響中美建交前數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此二關鍵詞在兩岸關係中至今仍保持高話語權地位。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觸」政策,對布希及以後政府的對華政策影響也十分大。
在真相遲延的後真相時代,智庫的超政府影響在於嵌入公民文化的「正本清源」,不是迎合執政者的「輿論認知」而是警世的「事實認證」,智庫要影響的是公民社會的「真善美」,手段是「事實揭露」。
最近學者包茲(Pautz)提出從「功能而非形式的角度來理解智庫」,可以說這是第二種定義的智庫。可是這種「十字路口運作」在台灣是受政府的網路管制限制的,台灣的NCC是執政的民進黨利益的代理人。在這種政治現實下包茲的第二種智庫在台灣是難於蓬勃發展的。台灣近年出現許多網路聲量高的第二類智庫的雛形,諸如「楊永明觀點」、「龍鳳觀點」和「政經關不住」等等,他們雖不是「籠中之鳥」,但他們的天空是被政黨顏色分隔的,他們渴望非獨裁民主的雨露藍天。
哈佛大學奈伊教授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描述21世紀全球主導權的國家遊戲,他說:你必須同時下軍事、經濟、網路三盤棋,對手可能是國家聯盟或單一國家甚至是「非國家行為者」。由於國家遊戲的時空和對手變化,當然需要全新的策略,你需要的關鍵心態是「隨境應變」,最好的關鍵詞是「聰巧Smart」,即「巧實力」,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的新補充。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權力委員會」,提出了「巧權力」外交思想,並為歐巴馬政府採納。台灣是一個小國處於地緣政治最敏感的台灣海峽,台灣需要發展用巧實力嵌入的不對稱戰略。在原則上台灣應該依循「戰略模糊」的路徑依賴,而不是言辭誇張的「抗中親美」的一邊倒的押寶路線,只有模糊才可以左右逢緣,絕路逢生。
新型智庫體系應該是多元多層次的,除了有服務於政府的「政府型智庫」,更要考慮到台灣外向型經濟的特點,發展出有針對性的服務於企業的「企業型智庫」,以支持可持續發展和適應全球變遷。「旋轉門」的人才交流機制正是美國的智庫得以成熟、發展茁壯的關鍵因素。智庫和新聞媒體之間是一種共生關係,一方面智庫從媒體獲取資訊更可以利用媒體影響「輿論氣氛」,這種共生關係正是發展第二種定義的智庫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
(作者為前陸委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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