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於1949年9月21日,在中共「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致詞時說:「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事隔近72年,習近平於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共建黨一百週年的大會上說:「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已走過一段坎坷不平的漫長道路。對比上述毛澤東說話的場景,習近平此刻理應顯得意氣風發;因為,中共的綜合實力大為提升,已躍居至當今唯一超強美國眼裡的頭號競爭對手;但習近平在黨慶會上講話時,看來表情嚴肅,似有千斤重擔壓在他身上。

習近平可能萬萬沒有想到,當中共準備踏上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時,卻遭遇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習近平認為中共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也強調「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先不談機遇,我看中共眼前就面臨了下列「四座大山」的挑戰。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隻「黑天鵝」,仍在世界各地徘徊肆虐。後疫情時期的經濟復甦,攸關中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能否具體落實。經濟是「下層基礎」,處理不好就會撼動整個「上層建築」。

第二,中美關係已從競爭邁向對抗,萬一擦槍走火,就會有升高為衝突的危險。中美力量對比雖呈現「東升西降」趨勢,但無論就「硬實力」或「軟實力」而言,美國目前仍掌握相對優勢。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以冷戰時期對付前蘇聯手法,即「拉幫結派」,來遏制「中國崛起」,至少讓中共疲於奔命。

第三,中共視台灣為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最後一塊拼圖。但台灣不是港澳,中共處理「台灣問題」將面臨「和戰兩難」的困境。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習的「中國夢」碎。

第四,習近平的權力基礎,建立在民族主義和高度極權的治理能力之上,兩者之間存在微妙的辯證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極端的民族主義,可能導致習做出非理性的決策,而危及他的治理能力,包括處理上述經濟、外交和對台政策問題。

習近平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他想維持共產黨的永續經營,也想為自己留下歷史定位。習近平確實擁有很好的機遇,因為他繼承了鄧小平以來,幾代領導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留下的龐大「遺產」。今日的中共已不像當年毛澤東建政初期那般,必須在蘇共的保護下,「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但除非能跨越上述「四座大山」,否則機遇也有可能稍縱即逝。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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