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從1978年開始實施「一胎化」,雖然2015年政策有了轉變,但如今40來歲為人父母者,骨子裡根深柢固烙印的是傳統「成龍成鳳」的模式,壓根難改變。因此不管過去高層如何要求「減負」,國務院推出什麼政策,或許一時有效,但日子長久了,孩子書包總是越來越沉重。

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意見》(雙減)文件,被外界稱作是補教界「史上最嚴」的監管政策。平地一聲雷,讓滬深股市的教育類股如「新東方」等崩跌,關聯性之強大也揭示大陸教育「商業化」的後果。

類似「雙辦」發出的文件過去不少見,如1999年大陸國務院發出《關於深化教改,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強調中小學生「減負」已刻不容緩;隔年教育部為中小學生提出「減負」7措施,如小學低年級不能有家庭作業;回家作業只能耗時1小時,學校成績取消百分制,實行等級制,不能有寒暑輔等,近20年類似文件繁多,規定日益具體,但結果多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上海新聞界同行不久前提及家小的「待遇」說道,學校課業是減了,但課外補習(校外培訓)越來越多。以他家小四兒為例,每周有四晚補習,英語、奧數、小提琴、柔道樣樣來。據知上海家長每年花在孩子補習的費用逾新台幣30萬元,且根據調查,上海家中孩童參與補習者高達84.5%。友人為難地說,不是他們折騰孩子,幾乎家家都如此。

可不是,小四學童英語對答如流,十八般武藝樣樣都會,遺憾的是,就此失去快樂的童年。然而這既是「一胎化」年代過來的父母記憶的復歸,也是國家崛起後映射的現實,更可能是父母的急功近利。

「雙減」大半是重申過去政策,如減少功課量,小三至小六課後作業壓縮到60分鐘內完成,國中平均90分內可完成作業,根絕學校懲罰性作業。其次,也是引發這次股市風暴的是針對課外教育,如不再審批國中小課外培訓機構,並要求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嚴禁上市融資。

文件很針對性地讓教育與商業脫鉤,是政策的主要目的。特別是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後,線下平台瞬間全被「線上平台」取代。據統計,去年5月至今年5月大陸教育行業投融資事件高達238起,融資額超過新台幣3000億元。去年前10月新增教育產業47萬家,比前一年爆增兩成有餘,加上補教「網紅化」,補教行業早已「產品標準化」,試問如此商業化的畸型發展又如何導正「教育」?

「雙減」文件下發後,上海市教委表示,將禁止小學期末英語考試,但不少台商不太相信。畢竟國際化城市總要用到英語,且還要為孩子日後出國留學著想,有需求必然要有供給,怎可能說禁就禁?這就是現實吧!真要「減負」,官方可能還得想想辦法。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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