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中國為什麼不接受美國「從實力地位出發」的對話？（袁鵬）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中一再稱「從實力地位出發」。美國政府官員為何總執念強調這一對話方式？中國為何旗幟鮮明表示反對？如何認識當前中美關係的問題和所處階段？中國的「世界觀」又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的當下以及未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相關問題進行權威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國際關係角度看，「從實力地位出發」進行對話並不是新生事物。為何本屆美國政府頻繁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打交道？又該如何理解中方表達的堅決反對態度？

袁鵬：「從實力地位出發」處理國際關係，在美國有根深蒂固的傳統。作為奉行現實主義的國家，美國自20世紀登頂世界頭號大國以來，一向奉行「強權即真理」。最近，美國之所以從總統到國務卿再到多位高官，都在反覆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有兩方面特殊原因。

一是要強調美國還是世界頭號大國。美國認為中國現在之所以變得強勢，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對國際格局的判斷出現重大「偏差」，即認為「東昇西降」。美國將其簡單理解為「中昇美降」，其實「東昇西降」講的是勢頭，並非講絕對的力量對比。因此，美國不斷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就是希望對應中方的「東昇西降論」，來證明世界還是由美國說了算。

二是反映出美國對自身實力地位深層次的擔心。由於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問題(國內問題甚至更甚)，美國對自身實力沒有過去那麼自信。把「從實力地位出發」天天掛在嘴上，以此掩飾內心的焦慮，反而凸顯出對自身實力地位出現問題後的深層次擔憂。

中國從來不認同「強權即真理」的邏輯，今天更是「不吃這一套」，中國始終強調不稱霸，奉行王道，不講霸道。這既是中華文明固有的傳統，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歷代領導集體奉行的基本外交準則。

從大變局的視野看，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確實在經歷群體性崛起和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也確實是內外部都出現一些問題，甚至是很嚴重的體制性危機。「東昇西降」講的不是實力對比，更不是在講「中國崛起美國衰落」，而是在講一種勢頭，一種歷史趨勢，「東昇西降」和「中昇美衰」不一樣。中方看的是百年甚至數百年來的一種大勢，不是拘泥於某一個具體的事情。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美國看不到歷史大勢，不通過深層次變革來加以因應，還是用絕對的實力來處理大國關係，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中方不接受「從實力地位出發」的對話，是反擊「強權即真理」的認知觀念，不等於說要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的地位，這一點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跟是否超越美國、是否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沒有必然聯繫。一些美國戰略界人士思維偏狹，從大國興衰的傳統套路，從「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人設框架來看待今日中國之崛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結果只能是「小人長慼慼」。

中新社記者：中美關係近年來急轉直下。您如何評價當前中美關係所處階段以及問題癥結所在？

袁鵬：中美關係出現今天的局面，既同川普、蓬佩奧等政客蠻橫任性、無視底線等極端做法有關，也是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發展變異使然，既有中美之間的特殊性，也符合大國崛起的一般規律。

首先，從根本原因上看，是兩國實力對比、戰略態勢、戰略基礎、內外環境同步發生變化的結果。這一變化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雖然很難用一個點來明確界定，但是能明顯看到變化曲線。

從遠處看，2001年「9·11」事件使美國遭遇了安全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使美國遭遇了經濟危機，2016年川普勝選被視為一場政治危機，目前的美國則還可能面臨幾十年未見之社會危機。過去20年，美國連續遭遇重大事件，可謂「禍不單行」，導致一直處於深層的危機應對狀態；而這種應對往往不是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式的，而是飲鴆止渴、互相指責、甩鍋推責式的，導致危機越陷越深。

反觀中國，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心一意謀發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發展日新月異。但真正令美國擔心的，其實不完全是中國經濟實力或GDP增速這個維度，而是經濟崛起背後的科技崛起、軍事崛起和自身制度的發展。

尤其是，支撐中國崛起的奧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西方那一套。原來美國一些人預測中國持續崛起必須依靠實行西方制度，經濟自由最終會走向「西式民主」，但中國恰恰通過自身制度的完善實現了大發展。這就讓美國人徹底坐不住了，甚至「寢食難安」。

其次，從戰略角度上看，過去20年中美兩國在戰略上同步發生變化。從「亞太再平衡」到「印太」，美國把戰略重心移到中國家門口來應對中國，實行所謂全球戰略收縮、亞太戰略進攻。導致中美兩強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迎頭相撞」「短兵相接」，既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也沒有現實路徑可走，因此往往以戰略互疑的姿態打量著對方的一舉一動，如何和平共處成為時代之問。

因此，如果中美雙方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是根基，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互疑就是誘因，而根子則在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轉向。

第三，中美兩國失去了過去依靠的戰略基礎。作為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明文化、發展階段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中美過去有外在因素作為厚重的戰略基礎，支撐和維持著雙方關係。冷戰時期依靠蘇聯，冷戰結束後依靠經貿，「9·11」事件後依靠反恐。

但現在靠什麼呢？美國倉皇撤離阿富汗，寧可丟盡顏面，也要實現從反恐轉向應對中國的戰略轉移，可見再指望反恐合作支撐中美關係只能是幻想。經貿領域原本互利共贏，但美國固執而錯誤地認為在對華合作中吃虧了，故而作出極力打壓中國的政策選擇。兩國經貿關係本可以在新一輪升級換代過程中找到新的合作點，也可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實現合作共贏，但美國採取的打壓方式，使新型中美經貿關係的建構沒有完成，導致本該繼續成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經貿關係出現鬆動。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為，美國對華態度正從「非理性的強硬」轉變為「理性的強硬」。在美方不斷以「競爭」定義兩國關係的背景下，中方應如何應對？

袁鵬：過去40年，美國雖然把中國當作必須競爭的對手，但同時也把中國視為可以合作的夥伴。但現在美國過度渲染對手的一面，在錯誤的指導思想下，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是極限施壓的方式，想畢其功於一役，企圖制服中國，但實踐證明其並沒有得逞。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逐步認識到中美博弈是長期的過程(long game)，所以不求速勝，而將其看作一場持久戰。拜登政府確立了以競爭為主軸的基調，甚至提出競爭、合作、對抗的所謂「三分法」。但細加分析可見，「三分法」的底色是競爭，立意是對抗，合作則是有限的有選擇的，目的還是為競爭。這是錯誤定位之下採取的錯誤戰略，不僅沒能實現對特朗普錯誤對華政策的糾偏，而且錯上加錯。

中方始終認為，中美關係雖然有競爭的一面，但無論是時代的條件、中美內在的需求還是過去40多年發展的經驗，都證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全以競爭單向界定中美關係，顯然是錯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會晤時明確表示，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尤其是在競爭基礎上渲染對抗，中方是堅決不答應的。包括坎貝爾在內的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一度提出中美應學會「和平共處」，季辛吉提出中美要「共同演進」，都是值得稱道的建設性思維。中方早就倡議中美應共同構建超越大國興衰歷史宿命的「新型大國關係」，已經鮮明地表達了我們的立場。我們釋放了善意和誠意，關鍵看美國人是不是有這個胸襟和視野了。

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中美應該共同著眼於世界性的問題。兩國建交的偉大就在於當時能把彼此分歧放在一邊，先談事關全人類的重大問題。現在美國戰略界一些人則過於盯住中美關係的細節挑毛病，過於糾纏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找茬兒，不合時宜重新炒作意識形態問題，把雙方矛盾放大，把真正該解決的全球性問題放一邊，這不僅讓中美關係倒退，也讓世界陷入混亂。

中新社記者：近期孟晚舟事件得以解決，中美高層在蘇黎世舉行會晤，是否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不再一味示強，局部出現緩和跡象？

袁鵬：近期兩國元首再度通話，雙方氣候變化合作穩步推進，中美關係在緊繃狀態下出現一絲緩和，孟晚舟女士時隔3年之後返回祖國，正是在這種氣氛下實現的。凡此至少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產生積極的良好的效果，為推動兩國關係走向和平穩定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美方高層接連拋出一些新的提法，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明確表示反對「脫鉤」，希望中美經貿「再掛鉤」；國安助理沙利文提出「負責任的競爭」「管理競爭」等等，這與拜登總統在同習近平主席通話中表達的「兩國沒有理由由於競爭而陷入衝突」的總基調是一脈相承的。顯示美方也在部分反思其所謂「三分法」的合理性，在認真思考中美如何防止對抗或衝突的問題。

但我們也看到，美國通過組建美英澳同盟(AUKUS)等危險手法製造區域緊張，對華遏制對抗一手絲毫沒有鬆動。孟晚舟事件的解決，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自始至終齊心協力、堅持鬥爭，是鬥爭換來的結果，而不意味著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大變化。如果中美博弈是一場持久戰或戰略相持，那麼階段性的緩和或緊張會是一種常態。目前的緩和只是間歇式的、局部的，能否轉化中美關係總體走向和平穩定，關鍵看雙方尤其是美方能否準確把握機遇與挑戰，能否把握大勢和方向，能否克服國內政治的掣肘繼續迎難而上。

季辛吉有一句話，中美關係過去靠共同的敵人，現在靠共同的利益，今後只能靠共同的問題。確如斯言。中美現在需要以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經濟復甦、地區安全等問題為切入點，逐漸擴大合作面，形成合作習慣，培養合作氣氛，進而帶動兩國關係尋找新的合作基礎。全世界很多問題都需要中美共同解決，這可能就是雙方未來的基礎。這個基礎並不是一個大壓艙石，而是由若干個小壓艙石匯聚在一起。因此，兩國必須有毅力、耐力、定力和勇氣。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近年來一直倡導「平視世界」的中國自身在「世界觀」上有何變化？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的當下及未來？

袁鵬：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

所謂歷史觀，是指中國看問題不從眼前看眼前，而是在歷史長河裡明確自身所處方位；所謂大局觀，是指辯證全面系統整體看待問題，任何事情都應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中去看待，都應置於新發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這「兩個格局」中去把握；所謂角色觀，是指始終把自己擺進去。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變局最大的動力是中國復興，從內外互動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和世界，既不是眼裡只有自己，也不是眼裡只有外部。

中國的「世界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百年變局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就像橫縱坐標，確定了世界的局勢和中國的總體階段。第二是「歷史機遇論」，即無論跟自身比還是跟別人比，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戰略機遇期，甚至是一種更長時段的歷史機遇期。第三是「發展風險論」，即越是處於戰略機遇期的時候越要看到各種風險，現階段恰恰是風險係數最高的階段。

我們要秉持上述「新三觀」「新三論」看待中美關係，胸懷大局，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同時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學會在平等互利中塑造引領，實現合作共贏。首先，中美博弈是一場持久戰，既是大國興衰現階段的特殊表現，也是百年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現階段的必然產物。中美博弈是走向全面對抗還是爭取和平共處，考驗我們的智慧。其次，也要把中美關係放在兩個大局裡看，中美關係是百年變局中的一部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一環，並不是全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是大局，中美關係是小局，小局要服從大局，而不是相反。第三，中國需要保持定力和增加信心，在中美戰略相持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對於外界的關注，中國需要保持平常心，既要善於以德報德，也要善於以直報怨，關鍵時刻還要敢於鬥爭。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往往是通過戰爭實現的，我們有決心有信心不以戰爭方式實現崛起，但鬥爭則是必不可少的。

受訪者簡介：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外交部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歷史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學者。長期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亞太安全、中國外交等。代表性著作包括《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美國與世界新秩序》，主編《總體國家安全觀系列叢書》《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太平洋足夠寬廣——亞太格局與跨太秩序》等，在重要學術期刊及主要媒體發表相關文章百餘篇。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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