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過後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是台灣此次新冠前段防疫成功的關鍵，此法賦予了政府為了「特殊疾病」防疫需求，可徵收任何的人員、物資、機構、甚至媒體。也可以違反憲法，限制非疑似或確認病例的行動自由。
這裡所謂的「特殊疾病」是指第一類或第五類法定傳染，只要在防疫主管機關的行政命令下，就能啟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而執行《傳染病防治法》中特有的違憲條款。第一類法傳是國際關注的傳染病，當然可以特殊手段處理。第五類法傳指的是新興傳染病，由於狀況不明，暫時以特殊手段處理，以求周全。
自2004年《傳染病防治法》實行以來，防疫單位對於《傳染病防治法》中的違憲條款，都是謹慎執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也會在疫情趨緩，能以常規公衛手段處理之後，就主動停止，回歸正常作業。因為維護憲政體制，還是政府官員施政的最高標準。
但這次新冠例外，防疫單位在疫情緩解、新冠已非新興傳染病、疫苗接種普及、新冠流感化、國際紛紛解封後，依然沒有想回規正常公衛作為的意圖。就像以前的戒嚴一樣，在戒出權力後，政府就像吃了春藥一樣，必須一直成癮下去。
這波疫情初發於大陸，指揮中心欣喜於能藉此阻斷民眾的親中熱潮，這是民進黨政府長久以來一直想斷的政策，不想讓民眾過度被對岸統戰過去，但卻苦無東風。指揮中心借到了這「疫情東風」之後，政府馬上食髓知味，認知到《傳染病防治法》的附加價值無窮。靈機一動，抗中之後又順利地轉移到抗衡。
要抗衡甚麼呢？當然是抗衡政敵，抗衡反對黨。台灣民意現在是朝小野大，有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所以第二階段《傳染病防治法》的抗衡對象就是反對陣營，反對陣營的主力在地方政府。《傳染病防治法》對於中央與地方是強調分權的，中央管檢疫，地方管防疫。即使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地方仍有《傳染病防治法》賦予的諸多防疫任務級防疫自主權，中央無權置喙。
但指揮中心會刻意曲解法令，剝奪地方政府的防疫職權。不願被奪權的反對黨地方政府，彰化被發動政風調查、台北被發動環南會勘、新北被苛扣疫苗，都是《傳染病防治法》被用於打擊反對黨縣市長的手法。更經典的是在去年6月配合罷韓的高鐵高雄懇親專列，幾乎把《傳染病防治法》完完整整的搬來為民進黨政治鬥爭服務。
《傳染病防治法》之所以會被濫用，在得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而且成立的發起單位竟只是行政院的三級單位，發起也只需行政命令，啟動後就可以凌駕憲法。更可怕的是沒有終止的規定，如果碰到一個如民進黨這樣貪婪的政府，食髓知味後如不強力抗爭，斷沒有下架的一天。
權力是政府的春藥，過度使用也會成為毒藥。民進黨政府以疫情弄權的結果，初期還算使得開，在國人需要平靜生活的時候，畫蛇添足的干預才是民調下跌的主因，民進黨要加油了。
（作者為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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