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是民進黨組黨,由於茲事體大,筆者將分為2、3集說明。同時,筆者以1960年代初期國民黨整肅《自由中國》與雷震事件來對照後來蔣經國開放民進黨組黨,可以看出兩岸關係影響兩岸政權內政的大致脈絡。

一、回顧早年《公論報》支持《自由中國》的言論情形

《自由中國》以創辦人雷震於1960年9月4日遭國民黨逮捕判刑而結束。《公論報》10月7日第二版刊出「再論雷震事件」(轉載民主中國復刊第3卷第19期社論),其中說:「不論國民黨如何宣傳說,雷震案與政治無關,可是除國民黨報紙外,一般輿論都認為是政治問題。甚至國際間的言論也說與政治有關。就時間上說,外傳新黨準備在10月初成立,而雷震等的被捕在9月4日。因雷震是新黨實際上的負責人,新黨之所以急於成立的原因,將準備以有組織的力量,在明年2月間與國民黨在台灣地方選舉中,從事競爭。同時警備總部於拘捕雷震時,將新黨文件、名單一併搜去,原擬加入新黨者,多已相率退出。

對官方批駁最力者,一為香港《自由報》9月14日雷嘯先生所作雷震案應該慎重處理之文,該文說:『我們細按治安機關關於逮捕雷震後續發出的聲明,其所指示的犯罪事實,殆係以該雜誌歷年刊載的文字為主,匪諜關係為從。因而不免要滋生一種疑問:這不是一場文字獄嗎?』今天國民黨當局以如此深長的心計及所有力量,用軍法審判其30年的老同志,已說明是國民黨黨化國家的重大失敗。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面對此項損失,而能早日有所覺悟。」

這篇文章對國民黨方面的批評與質疑是直接的,對於次日警備總部的軍法審判有無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然其指出雷案「國民黨黨化國家的重大失敗」,非常重要。相對而言,當時的中共在大陸經過反右派鬥爭,新民主主義時期已過,共產黨亦將中國完全黨化,至今猶然。

而所謂的國民黨當局是指向誰?其實在1955年發生拘捕孫立人事件,和雷震案有相同的手法,當時掌握情治系統的是蔣經國。1950年蔣經國擔任甫成立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在軍中設置政治作戰系統,實質上是黨化軍隊,此事造成蔣經國與孫立人之間關係的惡化。基本上,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蔣介石的反攻復國大業。由蔣經國在蘇聯13年的學習和經歷,且汲取大陸時期國民黨組織鬆散所造成的失敗教訓,認為以國民黨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結構不可能戰勝共產黨,由此蔣經國輔助父親的作法乃是去除異己,鞏固政權,深耕台灣,準備反攻。

《自由中國》最大的問題,首先出在反對國民黨增修憲法條文以讓蔣介石連任總統,至於雷震成立中國民主黨,是第二順位的罪名。至於當時蔣介石連任總統的正確與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價。事後來看,如以筆者的軍人家庭出身,是贊成蔣介石當年連任的,否則難以抵抗共產黨對台的入侵。

而新黨(中國民主黨)中有許多重要的本省籍人物,如果任其發展,十年內,國民黨在台灣的基層與縣市長選舉可能失敗比例不低,這非常嚴重。(這樣的現象,在今天中國大陸是一樣的,如果中共讓民間自由組黨以及開放選舉,慢慢地,地方政府都將普遍地為非共產黨所掌握,因為人民希望政治透明、公平、公正,而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和哪一個黨沒有關係)由此,雷案有好幾個面相,相當複雜,需要多方面考察當時的影響。

雷震出獄後,希望中華民國在台灣落戶發展,將國名改為中華台灣民主國,說明他很早認為國民黨以台灣的資源和體量難以和大陸上的中共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與競爭,因此軍事反攻大陸無望,而應著重在台灣長期發展,實行民主制度。雷震的思想,以今日的語言說就是兩個中國、華獨,和蔣介石的思維與意志反向而行。

《公論報》於10月9日頭版刊出:「『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會計劉子英,經理馬之驌等3人涉嫌叛亂案,警備總部高等合議軍事法庭於昨日(8)下午5時,審結宣判。雷震的罪名是『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及『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被判執行有期徒刑10年;劉子英的罪名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有期徒刑12年;馬之驌的罪名是『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5年。編輯傅中梅(傅正,筆者註)涉嫌叛亂,交付感化3年。」

第二版刊出〈雷震案判決主文及要旨〉,其中說:「雷震與劉子英均係邵逆力子任職國民參政會祕書長時之僚屬,與邵逆力子傅匪學文夫婦常相過從。民國39年,傅匪遣使劉子英來台,並交付宣傳匪政寬和,兵力強大,即將解放台灣,與舊長官雷震聯絡,為人民立功等任務。馬之驌於民國38年2月間,匪竊據北平後,為表示前進,報名匪南下工作團接受李姓匪幹指示,在政府地區製造派系和勞資糾紛。被告傅中梅又名傅正,民國44年至46年間,在台灣大學政治系求學時代,常投稿於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偏激,為該刊發行人所賞識,遂被延攬為編輯。」

民國49年10月9日,《公論報》,雷案軍法初審昨宣判,雷震判處徒刑十年。(龍城飛提供)
民國49年10月9日,《公論報》,雷案軍法初審昨宣判,雷震判處徒刑十年。(龍城飛提供)

民國49年10月9日,《公論報》,雷震案軍法宣判十年徒刑,夫人宋英與全家大哭。(龍城飛提供)
民國49年10月9日,《公論報》,雷震案軍法宣判十年徒刑,夫人宋英與全家大哭。(龍城飛提供)

同版雷震妻子宋英表示〈我深信公道自在人心〉,其中說:「這一案情的編造曾煞費苦心,而其真實性為何可想而知了。不過任何一個有常識,有正義感,有良知的人,對於這一案子的真相,在內心一定都很明白。我相信全世界的公意與法學家,對於這一案子將予以公正的判斷,我亦相信未來歷史對它作公正的判斷。」

42年後,2002年9月4日,政府正式平反雷震案為冤案。2006年3月7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成立。52年後,2012年3月7日,「雷震紀念館」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揭幕,馬英九總統出席並鞠躬致敬。

有關邵逆力子,即邵力子,為民國38年2月,偕張治中等代表國民黨北上北平與共產黨和談,和談破裂後竟然和張治中等留在北平,等待解放,成為中共勝利後之「貳臣」。邵力子解放後經常赴毛澤東住處中南海希望以詩詞唱和,毛澤東亦感煩厭。張治中為蔣介石極為信賴之部屬,抗戰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過從甚密,其人是否入共產黨,亦有說法。

蔣氏於大陸失敗以後,不再信任部屬,而將復國大任交與蔣經國,是有慘痛經驗。其實抗戰期間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共黨政軍之間有關係者極多,而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中國共與其他黨派要員成為朋友者大有人在,國民黨來台後,若要澈查牽連,可能上層人物無一倖免。

中共在大陸亦然,與國民黨有關係者遭羅織處置極眾。家父當年為軍統局基層幹部,民國38年來台後,即遭保密局拘禁審查,後釋出歸建。事實上所有外省人來台後皆無例外,此為所謂的白色恐怖背景。筆者常嘆抗戰後如果國共合作,中國與中國人(包括台灣人、香港人)命運大不相同。筆者至今尚未看見大陸官方與歷史學者有任何人反省國共內戰造成生民塗炭,反而津津樂道解放軍如何英勇擅戰,僅長春圍城一役,餓死百姓近10萬人(見大陸軍中作家張正隆之《雪白血紅》),其他情形慘不忍睹者比比皆是。

筆者同時指出,1960年前後,國民黨面臨國際社會極大風潮,即蘇聯與東歐國家不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而為阻止此案,美國迫使中華民國不以安理會否決權阻擋蒙古,最終蒙古在1961年加入聯合國。

《公論報》在1961年10月14日頭版刊出〈監委檢討對蒙問題,認我缺乏審慎考慮〉,其中說:「我對外蒙入會問題,開始時表示得過於堅決,事後受到壓力,不得不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在頭版左上角刊出〈葉公超辭職,官方未證實〉。此案讀者可參考2017年5月1日《旺報》兩岸史話所刊載湯晏〈葉公超與外蒙古入聯案〉(湯晏曾於1962年3月13日在台灣大學聽葉公超講「現代英美詩選」,說來聽課者眾,戶限為穿)。

外蒙案使蔣介石極為憤怒,急電召駐美大使葉公超於1960年10月11日回台述職,卻被拘留於台北賓館,不予聞問,此後雖發表行政院政務委員而勿用,梁實秋聘請葉公超於台灣師範大學以及台灣大學聘請葉公超教授英美文學不久皆遭當局制止。

1961年11月18日《公論報》社論〈從葉公超辭職照准說起〉,其中說:「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將於近期在聯合國大會中討論,我們外交當局一再聲明有把握擊敗共匪混進聯合國的企圖以確保我們的席位,但是我們究竟能爭取到幾許的多數票,仍屬未知數。」事實上,中華民國始終依賴美國支持,以相對少量的人口與領土代表整個中國,是很不容易的,10年後,終於夢魘成真,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被排除在外,這是無法規避的現實問題。

《自由中國》停刊以及雷震事件的發生,在1960年前後有當時台灣各方面的處境問題,而當時報紙仍見國民黨高層表示中共暴政,我準備適當時間反攻大陸云云。

由以上摘錄部分《公論報》當時的言論,可以看出對於國民黨的施政有不少指摘。創辦人李萬居(1901-1966)是台灣籍,早年留學法國,加入中國青年黨,抗戰期間任職軍事委員會,來台後為有名有實之「半山」人物。《公論報》在1961年遭轉賣,李萬居數年後過世。

關於雷震事件,參考《高玉樹回憶錄》,第110至120頁,其中說:「國民黨作票的舞弊行徑,在1957年4月21日第三屆臨時省議員和縣市長選舉時,已經非常嚴重。選後高玉樹、楊金虎、余登發、李萬居、郭雨新等集會檢討,要求執政黨改進選舉辦法,邀請《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參加。雷震在會中說:『我提議大家來組織一個新黨,以組織的力量來對抗國民黨。』結果,全體熱烈鼓掌通過,雷震宣布組織『中國民主黨』。當時,有人主張應以『台灣民主黨』為名,雷震衡量整個政治情勢,沒有接受,仍然維持原議。」但是一直到1960年4月以後,雷震才認真在全省串聯組黨,胡適為此和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談話:「中國應該實施西方式的多黨民主政治。」陳辭修(即陳誠)院長當面向胡先生保證:「國民黨絕對不反對、排斥新黨出現,但堅持一個基本條件,必須與國民黨同一目標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陸為最高指標。」

陳誠的態度寬和,令筆者想到中共的劉少奇。另外值得注意的,高玉樹提到當年表明意願參加新黨的,外省人中有齊世英、成舍我、夏濤聲等,本省人中有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蘇東啟、黃信介、許世賢、楊金虎等,後來在美麗島事件中被逮捕判刑的黃信介(1928-1999),亦在其列,黃信介出獄後擔任民進黨主席,獄友張俊宏(1938-)擔任祕書長,1990年與李登輝(1923-2020)及宋楚瑜(1942-)推動總統直選。成舍我(1989-1991)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之世新大學)創辦人,雷震案後與胡秋原(1910-2004)、陶百川(1903-2002)共同署名向國民黨抗議。

有關雷震事件,讀者可參考林淇瀁(向陽)編著之雷震回憶錄《新黨運動黑皮書》,以及任育德的《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等。有關孫立人事,可參考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之《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有關葉公超事,可參考傳記文學出版之《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

二、由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看民進黨組黨情形

★1986年9月29日,黨外偏激分子昨日突然在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所謂「民主進步黨」。總統下午1時在七海召見,垂詢對黨外宣布組黨余之看法及意見。余報告:

一、中央對於重要問題的政策決定應採取主動,並明訂目標宣示國人,如中央民意代表問題是不能拖了。

二、推展民主憲政是反共利器,組黨是無法避免的,問題是在什麼前提下組黨。我以為應基於1.忠於中華民國;2. 忠於中華民國憲法;3.堅決反共;4.支持一個中國的復國政策,反對分裂或台獨。

三、有溫和的反對黨可促使本黨警惕上進。四、現在偏激分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為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台獨,當然不如意容忍。總統同意我的看法,並認為本黨太老大;對於偏激分子的行徑,目前以避免衝突、冷靜為要。★

筆者對於郝柏村日記中的回答認為是事後的補正,或經過編纂人員的修刪,不然不可能臨時現出這麼多「政治正確」的「組黨要件」。然仍需進行分析,所謂「組黨是無法避免的」。這話頗為奇怪,為什麼是「無法避免的」?應是之前國民黨高層對此已有估計與準備。

參考2021年9月出版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記實》(以下簡稱《衝破黨禁1986》),第118頁,記載七海官邸辦公室主任王家驊說:「(9月28日)那天下午,當這個事情成為事實的時候,就有人通知我到辦公室,並在電話裡告訴我怎麼一回事。我知道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集會,但是,至少在我下午接到消息之前,並沒有人告訴我他們要組黨。雖然在這之前,蔣先生就已經要求中央黨部的12人小組討論人民團體組織的相關管理辦法,多多少少重點就是擺在組黨和新政黨出現的相關問題上。這可謂是為未來的開放黨禁預做準備了。」

年輕時的王家驊(右)隨侍在經國先生身邊(台視提供)
年輕時的王家驊(右)隨侍在經國先生身邊(台視提供)

王家驊的講法值得推敲,一是「當這個事情成為事實的時候,就有人通知我到辦公室,並在電話裡告訴我怎麼一回事」,似乎是在等待這個事情的來到,而「就有人」,是誰?一定是王家驊信任的人,而為什麼要「通知我到辦公室」講話?既然已經通知,當時應可告知,還需要到辦公室接電話?可能在辦公室電話中告知王家驊的是主要的線索來源,未必是通知的人。而辦公室的電話有何特別?是否臥底人員的專用電話?當時黨外會議確定組黨時間依《衝破黨禁1986》,第98頁,1986年9月29日下午6點6分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筆者推測王家驊得到消息,應該是黨外宣布組黨之前,不論如何,國民黨方面不可能沒有內應。

《衝破黨禁1986》,第188頁,說:「外界就一直有一種傳言:『民進黨組黨,蔣經國一手主導的』、『民進黨的組黨,是在國民黨與蔣家的掌握之中,不是一無所知,也非生米煮成熟飯。』果真如此嗎?」書中引用王家驊的話說:『民主進步黨組黨成功那天,蔣經國並不曉得;圓山飯店組黨大會當天,經我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才知道。』王家驊之言,才使真相水落石出。」

筆者認為王家驊沒有說的是經國先生其實早已知道會發生,只是不確定黨外如何與何時進行。民進黨不願意有這樣的印象,民主進步黨的組黨是由經國先生「一手主導」,但是從當天經國的反應以及事後兩個多星期的變化,可以看出經國先生不反對黨外組黨,否則以當時國民黨的力量,組黨決議當時不可能通過。

王家驊說:「蔣先生要求中央黨部的十二人小組討論人民團體組織的相關管理辦法,重點就是擺在組黨和新政黨出現的相關問題上。這可謂是為未來的開放黨禁預做準備了。」其背景清楚交代。

近日來,促轉會暴露出當年有許多情治單位布建的線民。黨外發展時間很長,筆者在前章中敘述黃信介就曾經表明參加雷震發起的新黨,國民黨方面對於這些人長期關注跟監。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時黃信介人不在高雄現場,在台北,也被抓起來說是「幕後指揮」,因此怎麼可能黨外組黨事先毫無所覺?重點是黨外當時開會,經國先生並無把握黨外有膽量衝破網羅,當時康寧祥等人堅決反對,而朱高正在下午3時多,突然發動說:「我主張今天就正式宣布成立新黨。」於是謝長廷等一呼百諾。

《衝破黨禁1986》,第202頁,對於圓山組黨,化名「鐵金剛」的情治人員回憶指出:「除了與國民黨有關的國際會議以外,圓山飯店開放給外面的團體開會,尤其是非國民黨的黨外團體,那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正式開會的前幾天,我們就接到上面來的命令,內容大致說: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時,不管裡面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能插手。」

筆者認為,允許黨外在賦有當時國家與國民黨的形象的圓山飯店開會,並且進行組黨,本身就充滿時代意義。而蔣經國總統的七海寓所距離圓山飯店直線距離,中間經過美軍俱樂部、台北衛戍部隊師本部(筆者服役時所在),在2000至3000公尺之內,一切都在負責總統維安的七海指揮部的控管之中。由鐵金剛所說,經國先生絕對不能允許任何情治單位搗亂黨外組黨的進行,因為從美麗島事件到江南命案,各情治系統擅自作主,幾乎成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掘墓人。

關於民進黨組黨由經國先生「促成」,民間主要的一本書是調查局幹員白瑄1999年出版的《全民公敵調查局》,其中第六章〈民進黨組黨的經過〉詳細說明當時情治系統控管黨外在圓山飯店會議的過程。另外在《玉山周報》第67期中葉文豪報導的〈蔣家警衛:民進黨組黨 蔣經國一手主導〉亦引用之。筆者不能確定其真實性,然流傳多年,在此說明,讓讀者了解多方面的情形。

三、初步的小結

筆者不易判斷蔣經國後期的思想與作法是否接近雷震的想法-中華民國在台灣落戶發展,實行民主政治,以待來日。蔣經國在1980年代對中共實行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基本是關門政策,堅守蜀漢,絕不被中共以民族主義誘出祈山。至於不妥協,不妥協什麼?筆者認為是國民黨不能與中共妥協統一的方式,這其實是說中華民國在沒有足夠條件下不與中共談論統一事務,和雷震的觀點在某方面是接近的。三不政策的原則被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政府所遵奉,蔡英文兩岸路線基本沒有脫離李登輝的「兩國論」,為許多紅統與深藍、甚至深綠所不滿。

筆者猜測,蔣經國生前思考,國民黨在台灣執政太久,已經僵化、腐化,且中上層人物(尤其是許多長期既得利益的外省族群)易受中共以民族主義所策動。這些人和台灣社會的接觸與融入皆太淺,如毛澤東看知識分子和人民脫節,若由這些人來繼續主政,他們和台灣與台灣人民之間沒有深厚感情,而將台灣交給中共,致中華民國覆滅於中共,並不是不可能。

因此,由台灣本土人士來保其家國的共同利益與情感,才能驅動他們為台灣拚命。同時,有了本土的反對黨,國民黨也才有可能在選舉中失去政權後落入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場,而沒有了蔣氏父子的倚恃,國民黨必須自己拯救自己。因此,及早促成黨外組黨,是當務之急。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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