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三重壓力(需求緊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迭加的影響與衝擊,所以,要保證2022年經濟穩增長,可能要面對著更多的困難與問題,要有更多的政策儲備。實際上,這只是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判斷,2022年以來又發生了兩大黑天鵝事件(即俄烏戰爭的爆發及新冠疫情在全國蔓延)。所以,當前中國經濟的「三重壓力」可能要更大,中國經濟「穩增長」所面臨的困難會更多。
4月16日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在「2022年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從2022年第一季度總體經濟運行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重壓力」態勢還在延續 ,而更多政策在研究和儲備當中。同時,廖岷也表示,當前要著力減少和避免出台具有明顯收縮效應的政策措施,遵循經濟規律,堅持依法行政,寓管理、監管於服務之中。更大力度地保護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廖岷的這段話主要表達意思有兩個方面,一是當前中國經濟所面對的「三重壓力」還在持續,而且可能會更嚴重;二是對於「三重壓力」,最好化解的方式就是要遵循市場經濟法則,而不是過度行政干預。可以說,這應該是當前政府部門的一個總基調,但是,要做到這點是相當困難的。
也正是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如何「穩經濟」及如何化解經濟所面臨的「三重壓力」做了新的部署,接著國務院推出了「穩經濟」的一攬子舉措33條,並通過萬人大會從上到下地直接向全國佈置。但實際後果如何還得觀察。因為,當前中國經濟「三重壓力」主要來自新冠疫情的衝擊及影響,來自房地產需求快速緊縮及平台經濟在「強監管」下全面收縮。對於新冠疫情,儘管相關的政策在逐漸調整與改善,全國的疫情也有一定程度緩解,但同樣還是存在較大的政策不確定性。對住房需求的緊縮,從剛公佈的5月份商業銀行貸款的資料來看,個人中長期貸款處於極低位,住房需求減弱還在強化,預計在短期內難以看到成效。對於平台經濟,由於一年來的「強監管」嚴重打擊企業的信心,而企業信心的恢復並非短時間能夠達到。
先來看當前中國經濟「三重壓力」的基本狀況。首先,從需求緊縮來看,當前需求緊縮主要表現為居民消費疲弱上。比如,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483億元,同比下降11.1%。其中,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26916億元,下降8.4%。也就是說,今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一直在下降,到4月份受疫情之影響更是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可以說,居民消費疲弱成了需求緊縮最主要的表現形式。這種居民消費需求轉弱的原因有:一是新冠疫情爆發2年多來,特別是在4月份,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讓整個旅遊服務、餐飲業、娛樂、航空業等受到嚴重的衝擊,不少行業及企業都面臨破產倒閉的風險。這自然會導致大量的人失業,居民收入水平急劇下降。個人收入的減少,居民需求當前無從談起。有研究表明,如果新冠疫情完全緩解,居民相應的潛在消費缺口可在20-25%左右。也就是說,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與衝擊讓居民消費需求緊縮近25%。這可能還是比較保守估計,實際上比這要大。二是政府對數字經濟、教育培訓、房地產等企業及行業進行大整頓,這也讓不少企業及行業受到嚴重的影響與衝擊,比如教育培訓行業幾乎是全軍覆滅,不少大型科技平台企業規模急速緊縮,房地產業差不多引發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導致了大量的工人突然失去工作,收入減少,而且也讓投資者對這些企業及行業失去信心,導致這些企業及行業的規模不得不全面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消費需求肯定會出現全面緊縮。
這只是短期因素,如何從長期及制度因素來看,居民消費需求的緊縮還有與社會結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及房地產市場政策有關。而這些方面是更為重要的方面,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居民需求緊縮可能成為一個長期問題。比如,國內居民分配不公現在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而且還在惡化。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有40多年了,但嚴重的城鄉分割還有繼續。而這種嚴重的城鄉分割格局是當前居民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重要根源。從已經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2021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近64%,但實際上城市戶籍人口的比重肯定會低於50%以下,全國仍然有50%人口為農村居民,再加城市低收入的居民,這些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上處於極低的水平上,沒有收入,他們的消費力是非常低的。
有研究者利用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課題組2018年住戶調查資料,在假定兩年期間居民收入分佈不變的情況下,推算出2019年中國的低收入人群的數量和比例。按照絕對標準(家庭年收入10萬元人民幣),城鄉低收入人群佔全國人口的近65%,相當於9億人。如果按照相對標準(收入中位數的2/3),那麼低收入人群占比約為37%,大約有5.1億人。按照他們估計結果,月收入2000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的7.1億人,有大約3.1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近1億人月收入不足500元。最近中金公司調查研究也表明,有2億多人口的月收入低於500元,8億以上的人口月收入低於2000元。其結論上一個結果差不多。可以說,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及居民人口收入結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低收入居民的根本就沒有多大消費力。而且這個問題,隨著新冠疫情爆發,這個不僅沒有緩解反之還有進一步惡化。可以說,這是當前中國居民消費需求疲弱最為重要的原因。比如,青島早就把周邊的農村以小區來定位,但是由於這些小區居民收入水平極低,在這些小區的農貿市場農產品的價格基本上處於極低水平上,低於市中心的便利店同樣農產品的價格在50%以上。這也是農村居民收入處於極低最好的案例。但是即使這樣,對這種收入分配不公的政策還在出台,比如最近有文件規定,要清退建築工地60歲以上的農民工等。
當前需求緊縮制度上問題是居民收入不公的現象還在繼續。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公體現在中國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為少數人持有。以往不少人所強調的是「二八法則」(即20%的持有社會財富的80%財富,而80%的人佔有社會財富只有20%的),但實際情況估計會比這更為嚴重,只要看看每次所查出的貪官貪污的財富多少就最好的說明)。因為,目前權力對社會經濟主導越來越嚴重,它已經滲透經濟的每一個方面。新冠疫情全國蔓延更是成了權力主導經濟的經典案例。可以說,在政府權力為主導的經濟中,絕大多數社會財富都為政府所持有。政府權力不僅可輕易地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而且可利用現有的制度讓其持有的社會財富隱藏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這不僅讓整個社會財富為少數人所持有,而且這些通過政治權力持有大量社會財富的人,其個人的消費需求可輕易地得以滿足,而且其持有社會財富隱秘性,這些少數人也不會過度地增加消費需求暴露自己,其個人的消費潛力根本就無法激發出來,所以,所以,看上去中國經濟的總量很大,但居民的平均消費力卻不成比例。而美國經濟強大,完全是每一個居民消費力來支撐的。
影響需求緊縮一個重要原因是高房價。可以說,整個國家的高房價正在增加經濟和金融體系的風險,在惡化社會收入分配關係及製造社會的代際不公,更重要的是會直接導致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擠出效應。這個問題,我在多年前就已經研究過並指出,地方政府採用不同的方式托高房價,當然有利於地方的GDP增長,但必然會導致居民消費嚴重的減弱,導致對居民消費的嚴重擠出效應。因為,房價上漲,特別是快速上漲,一定會增加購買住房者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購買住房無論是用於投資還是用於消費,都會增加購買住房的成本,減弱購買者的消費力。比如,如果購買住房用於消費,其消費的擠出效應是直接的,因為這會直接增加購買住房者的支出,購買住房支出增加其消費支出肯定會減少;如果購買住房用於投資,儘管投資者可能把上升的購房成本會轉移下家手上,但最終還是要住房消費者來承擔。2021年底中國居民的住房按揭貸款餘額達到38萬億元以上,不算住房按揭貸款的本金,僅是一年按揭貸款利率就近2萬億元(年利率為5%計算)。這是購買住房者的支出,購買住房者消費支出能力就得減少2萬億元。當前不少城市的地方政府仍然希望托住房價來維持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但實際上高房價持續越久,對居民消費需求的擠出效會越嚴重,需求緊縮的問題會越嚴重。而這同樣是一個需要解釋的長期問題。
其次,對於供給衝擊,本來市場經濟就是一種供應過剩的經濟,按照市場法則,只要有需求,供給就會產生;需求出現在哪裡,供給也會有哪裡產生。特別是在發達的數字平台經濟下,更是如此。但是為何近年來會出現嚴重的供給衝擊的現象,一是新冠疫情來全國蔓延,為了自保,地方政府在疫情防範上層層加碼,從而導致企業停工,不少行業的供應鏈中斷,物流受阻,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嚴重的供給衝擊。比如,4月份以來的上海疫情防治導致了物流受阻,各種生活日用品斷供,給周邊許多城市造成了嚴重的供給衝擊。還有,由於疫情發展及防治政策的不確定性,疫情防治所帶來的供給衝擊還在延續。二是出台的不少政策不科學、考慮不周全。比如2021年全國用電緊缺就是這種原因造成。儘管國務院一攬子「穩經濟」的舉措出台之後,但政府對經濟生活主導過多時,另外一些拍腦袋的經濟政策同樣可能出現。三是新冠疫情也導致不少外國企業正在逐漸撤出中國,中國製造業不少行業開始收縮,其產品供給突然減少等。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堅持市場法則,能夠在疫情防治上提升科學化水平,供給衝擊的問題可能比需求緊縮容易化解。
再就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預期轉弱主要表現在股市、房地產及就業市場上。在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之前,在中國的股市,無論是國內A股市場還是香港股市(香港股市也主要是由國內企業為主導)其預期轉弱是十分明顯的。比如上海綜合指數由年初時3607點下跌到最低時3023點,跌幅達16%;香港由年初22990點下跌到最低時的18235點,下跌幅度達21%。而香港的恆生科技指數下跌幅度更是驚人。對於證券市場來說,作為一種高級市場,股市價格的變化完全是由於市場預期來決定。之前中國及香港股市急劇下跌就在於投資者已經不看好這個市場,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賣出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及債券。比如,從已經公佈的數據顯示,在3月份,外國投資者減持國內股票和債券的金額高達1574億元。這還不包括減持中國企業在香港及美國上市的股票,否則其金額會高得驚人。
那麼,投資者為何都會退出這個市場?為何從2021年以來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會如此暴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投資者的市場預期全面轉弱甚至於出現逆轉。這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可以說,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新冠疫情在國內嚴重蔓延,全球央行特別是美聯儲貨幣政策開始緊縮,俄烏戰爭爆發等,但是可能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一年來國內經濟政策變得如此的不確定性。一般來說,任何經濟政策都是短期的,都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如果國家所推出的經濟政策在理論上依據不足,甚至於以拍腦袋的方式出台,那麼這些經濟政策更是會在政策的不確定性上增加不確定性,讓企業無所適從,讓投資者面對著更多更嚴重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唯一能夠選擇的方式就是以退出來市場的方式來規避這種可能面臨的風險。
一年來中國平台經濟不少公司的股市暴跌,很大程度上與國家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有關。因為,一年來推出的對平台經濟企業所進行的監管與治理的經濟政策,不僅以傳統已經過時的經濟理論為基礎,而且在執法上存在很大任意性。面對這種情況,為了規避其風險,投資者走為上策,從而導致中國股市及香港股市的預期全面轉弱,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暴跌。所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全面弱化的股市預期才開始轉變,國內及香港股市指數也隨之走高。但是,就當前國內股市及香港股市而言,預期轉弱是否完全轉變是還是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是政府權力對經濟滲透過多,企業及投資者的信心無法在短期恢復,企業行為更多會聚集短期,而更少關注長期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的預期轉弱還表現在居民的住房需求上。從已公佈的資料來看,1-4月住房銷售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而且近日公佈的居民貸款情況來看,這種情況在5月份還在延續。5月份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處於極低水平。這就意味著儘管今年以來各地方政府出台大量的刺激住房需求的政策,但實際效果則是十分有限的。今年下半年房地產這種預期轉弱的格局能否轉變是相當不確定的。預期轉弱還有表現為整個市場的信心如何確立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企業及居民,不僅他們的絕大多數處於困境之中,而且他們對前景都比較不樂觀。如果不能恢復他們的市場信心,預期轉弱的態勢可能還會強化。可以,中國當前的「三重壓力」在短期內還不容易緩解。
(作者為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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