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消失」的精神性活動

東奧在爭議聲中開始，也在爭議聲中閉幕，爭議的焦點是它對疫情的影響如何，這要有一個客觀的數據恐怕很難，但東奧使世界上許多人在沉悶疫情下心情有了抒發，卻是不爭的事實。

心情能抒發，因為東奧就以一個「非日常」的世界吸引著你。「日常」，是疫情下的隔絕與抑鬱，「非日常」，卻是競賽中的極致，雖沒有現場觀眾，但透過轉播，我們與選手同其聲息、榮辱與共，新聞中也不再只是戴著口罩、沒有個性的臉孔，而是或凝神靜念，或嘶吼求勝，以做終極一搏的生命，在鮮明熾烈地觸動著你；更不用說選手若是自己人時，隨著比賽進行的心情起落，以及獲勝當下時，那身心全然的迸發釋放。

總之，在疫情下只有這樣擁抱投入的「非日常」，我們日常下沉悶壓抑的心情才得以釋放。這是競技的魅力，透過不須流血的競爭讓生命超越極致，觀看者可以從平庸的日常中昇華，而在如今賽事規模愈做愈大時，這樣的作用也就愈強。

從賽事可以看到「非日常」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藝術展演之於生活也是另一種「非日常」。到展覽場所，尤其表演殿堂，會有赴盛會的入場規則，展演更是超越於日常的種種，在此，有時是生活的抽繹，有時是經驗的極致，有時是靈魂的逼問，有時更就在讓生命契入神人之交會。正如此，進劇院，也就有了靈魂的療傷與昇華，以此，乃可以回過頭來承受日常的平庸與挫折，甚而翻轉過往的生命。

這樣非日常或超越日常的作為，最聚焦的是儀式。廣義的儀式就如奧運的開閉幕式般，狹義的儀式則指生命儀禮與宗教儀式。前者包含如端午、中秋、春節等歲時祭儀與成年禮、結婚、往生等生命禮俗，透過這些儀禮，人強化了存在的角色，也更有能量應對未來；宗教儀式則常與禳災祈福有關，核心的更直指生命的終極安頓，缺此，社會或個人也常失其依怙。

儀式文化功能之大，使人類學者甚至發出「儀式的崩解就是社會的崩解」的警語。在台灣，歲時祭儀仍是凝結家族的重要力量，而宗教信仰之發達，平時固安頓人心，面對自己或至親的往生，也靠著儀式的力量。台灣的儀式論規模，最大者當屬媽祖遶境，許多民眾正由此求得心安，而諸大道場的新年祈福也已是信眾迎接新年時的心理依歸。

當然，宗教儀式是儀式的核心，但也不得不承認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特質是從神聖往世俗的傾斜，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占生命比重較低的人愈來愈多，人對儀式的需要，乃有部分轉向大型的賽事，或訴諸具神聖性的展演活動。

但無論怎麼變，總歸一句話，人不是只活在「日常」的生命，那些「非日常」的儀式，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甚且正因有它，日常的生活也才更具能量、更具意義。若從這角度來看疫情下的台灣，其沉悶鬱結，一定程度也正因這「非日常」塊面被極度壓縮所致。為了防疫，一紙令下，宗教場所不能開放，展演停頓，人的精神領域乃無以抒發，即便衣食無缺，依舊神情索然。

這樣的事發生在號稱宗教發達、文化昌盛的台灣，其實不可小覷。為了現實上立即性的危機，壓抑精神性活動有時固在所難免，但這些活動仍可以透過細密的配套一定程度地進行，可當局卻以疫情的危險性為名，擴張限制了這方面的活動，使得民眾的生活相當日子裡只能局限在基本生物性的需要中，乃至成為「餓狗定律」下的實驗品，權力者之為所欲為，斧鑿之深可謂昭昭在目。這樣缺乏精神性觀照的政府，要說能為台灣開創如何的局面其誰能信？而宗教界、文化界在此的默然，除以相忍為大局的理由外，是否輕丟自家立腳處，恐怕也有該自省的地方。

（作者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