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當婚約遇上抗戰──戰火中用生命寫情書（一）

如果不是國家萬分需要你的話，我真想你現在回來，讓我們找個荒野僻壤去墾荒，我不想任何的榮華富貴，只盼望能夫唱婦隨、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葉霞翟

編者按： 戰火下的國愁家恨．如史詩的人生故事。1949年最後撤守中國大陸胡宗南將軍與夫人的親筆書信首次曝光，見證大時代中的家國兩難！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是中華民國最後一位高階將領胡宗南離開大陸之日。七十年後，胡將軍之子、前國安會祕書長胡為真，跟隨327封書信，重新走過父母親駐足、在大陸最後階段關鍵的七個城市，以人子的視角、雙親大量書信為證，詳述當年父母親際遇與內心掙扎，恰為中華民國苦難歷史，做了真實的見證，也寫下史詩般的故事。

一九三七　杭州．上海．南京

南京雖然有古老的歷史，但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這裡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擁有現代建築設計美感，裡面呈現了八十三年前，日軍進城後的殘暴。南京依然有明代城牆與城門，我特別留意當年日軍攻陷南京時，究竟從哪個城門突破；因為父親在經過上海的激戰後，原先已來到南京城外，準備守城。

1937年糾結的大我與小我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當時父親已是身經百戰的國軍名將，他除了面對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挑戰之外，還遇上一位大三女學生，他與她互許終身。

母親在她的書《天地悠悠》描述和父親的見面是個「巧遇」：「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我和綺嫂去杭州探親，一天早上，我去雨師那裡，他正在樓上處理要公，叫我在樓下客廳等一下，客廳外面是個大花園，那正是百花吐豔的時候，我就倚在窗邊欣賞著著園裡的景色。過了不久，聽見後面響起了腳步聲，以為是老師下來了，回頭一看，進來的卻是個陌生人，他穿著深灰色的嗶嘰中山裝，中等身材，方臉寬額，濃眉大眼，鼻梁很直，嘴形很美，面色白裡透紅，下巴青青一片，顯然是剛修過臉的。……」

這應是當時的場景無誤，然而母親為什麼會到戴笠（字雨農）在杭州的家？而父親又為何也在那個時刻抵達戴笠家？

九年之後，父親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記留下線索，我也逐漸拼?出八十三年前的真相。

那是在對日抗戰勝利後，父親返回杭州，然而老家已人事全非，甚至連他自己也難以辨識──「轎子僱到，四人抬一轎，計十二轎夫、八個挑夫。下午三時半到鶴溪，進村，問琴賓 家住何處？一人答：仍住原地，即帶路走，入門見母及弟妹等，相對默然。住宅即桂花廳，不蔽風雨，環境蕭然。未幾，即同琴賓上泰山斗，展謁父墓，感慨無極，心中想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時，父親對我不娶妻，甚為惱怒，忽忽九年，父親死了，我亦兩鬢斑斑，漸漸老了，半世戰爭，一生戎馬，只贏得一事無成。

父親死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其時，余正苦戰上海三閱月，所統十六個團，只剩勤務、衛士、司書、書記、軍需、輸送兵、飼養兵等一千二、三百人，在大場交防於廖磊之桂軍後，即開後方補充，未三日廖磊軍潰散，余奉命守蘇州河，半月後奉命撤退，轉戰無錫、常州、崑山，某日奉命赴南京。委座命守南京，而以衛戍副司令長官職相畀。令未下，委座又令至浦口督戰，而以羅卓英為唐生智之副。似為四日到南京，六日或七日到浦口，八日委座離南京，十日敵攻浦口，十二日南京陷落。而吾父適於九日病逝於孝豐鶴溪，電訊不通，烽火漫天，行人斷絕，骨肉流離之際，而余尚在擊楫中流，意氣豪邁，真可慨、可痛、可恥、可悲者也。」

這天的日記，把時序拉回對日抗戰發生那年的春天，那年春天發生了許多事，他於公於私都面臨人生重大的抉擇。

好友戴笠牽紅線

一九三七年，四十二歲的父親已是國內知名將領，卻因兵馬倥傯仍未娶妻。從日記看，他到上海時受到我的祖父際清公的責備，想來是因為傳統的孝道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吧。他必得回應我祖父的期待，但到哪裡找合適的對象呢？他請杭州的好友戴笠協助。

父親認識戴笠，約在九年前──一九二八年，他返回浙江省親，在杭州與有志之士長談，因而與義烏趙龍文、江山戴笠訂為性命道義之交 ，戴笠以後成為情報單位軍統局的領導人。父親把結婚的難題向戴笠吐露，戴笠義不容辭地設法，想到曾在杭州警官學校教過的優秀學生、時年二十三歲的葉霞翟。

我母親葉霞翟女士，浙江省松陽縣人，一九一四年生。她的父親葉慶崇先生是教育家、同盟會革命先進，持家觀念卻非常傳統，也就是說，外祖父不認為女兒需受多少教育，即便女兒在小學和中學課業成績皆名列前茅。但我母親並不氣餒，永遠「力爭上游」，這四字是她一再告訴我的──她初中畢業後才十六歲不到，先是短暫地教過小學，再隻身到杭州考上公費的浙江警官學校第三期。

浙江警校是當時全國培訓警官的兩所專業學校之一，以培養中下級警官人才為主，其時戴笠銜蔣中正之命，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兼任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以求訓練情報人員，戴笠以後又保荐趙龍文出任警校校長兼杭州警察局長。

母親顯然在警校也表現甚佳，使得戴笠注意到這位女學生的發展；她於警校結業後，一九三五年考進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政治系，轉赴上海讀書。她隨父母兄嫂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薩波塞路，一九三七年大三那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她突然接到戴笠的急電，要她即刻赴杭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