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列強文明衝擊下的東亞秩序

事實上的附庸國通過充當人肉盾牌和貢獻後勤補給，從保護者手中買到了名義上的平等權利。

戰爭總是對統制經濟有利，促使北平、南京和重慶的敵對政權加強物資和流通的管制。汪兆銘政權的「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囊括了棉業、米糧、粉麥、油糧、日用品五大領域，後來又擴充到鋼鐵、非鐵金屬、礦石、棉花及棉製品、羊毛及其製品、麻及麻製品、橡膠及其製品、礦油、煤炭、機器及附屬品，強迫業主和商人接受官方的登記、徵購和調配，但一般不會觸動利潤本身。

汪政權儘管在理論上偏左，卻較少推行國有化和國家直接投資建設，部分原因在於華南社會的資本主義性格更為濃厚，部分原因在於汪兆銘和他的朋友們把主要精力用於收回日本控制的軍事設施和殘餘的租界。

被日利用而不自治

重慶政權統治了一片幾乎沒有工業、金融和基礎設施的土地，又攜帶了資源委員會和四聯總處理事會的全套班底，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國家投資驅動（尤其是農業、軍火和交通建設）的路線。西遷的私人企業為數不多，又陷入原始和陌生的經濟環境，越來越離不開官方的貸款和採購支援，至少在功能上已經淪為戰時社會主義的次要齒輪。

華北政務委員會為了保存民初憲制的最後一點遺跡，抗拒南京和東京日益強大的壓力，推遲「一個主義（大亞洲主義）、一個黨（仍然是國民黨）、一個領袖（汪兆銘取代蔣介石）」的意識形態二次北伐，已經沒有餘力和興趣推動經濟建設。華北的小企業大多數來自逃避鄉村掠奪者的本土小有產者，性質酷似1972年的西貢。

大企業多數來自日本財團和滿洲會社，同時大量勞動力流入繁榮的滿洲。這些企業在1945年被蔣介石的代表國有化，至今仍然構成華北國有經濟的骨幹。

1942年10月13日，東條內閣同意放棄全部在華特權。汪兆銘自豪地宣布，他簽署了「中國近百年來獨一無二的平等條約」。《同盟條約》和《附屬議定書》取消了日本從《辛丑合約》到《日華基本關係條約》（1940）獲得的所有特權，從戰爭的重要導火線華北駐軍、源遠流長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到鼓浪嶼租界，性質和內容都非常接近1937年的滿洲國─日本條約、1944年的蔣介石─西方盟國條約、1955年的毛澤東─蘇聯條約。

事實上的附庸國通過充當人肉盾牌和貢獻後勤補給，從保護者手中買到了名義上的平等權利。南京政權覺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都是自己的豐功偉績，足以告慰祖師爺孫文和頭山滿的在天之靈，對歷史本身也算有所交待了。陳公博直到戰後還向蔣介石政權表功：「同盟條約內容，已取消一切密約附件，更取消所謂華北駐兵及經濟合作，而且更將內蒙返還中國。所剩下來的，只有一個東北問題了。」

殊不知蔣介石之所以必須將汪兆銘集團的經營從歷史中抹去，正是因為不能容忍中國人民居然會在敵人的領導下搶先站了起來，這樣豈非證明他自己的抗戰建國計畫既無用又有害，下江人的遷徙由悲壯的史詩一變為可笑的鬧劇？

不久後，毛澤東就依據同樣的理由，用蔣介石對待汪兆銘的手段對待蔣介石，將「中國人民」自1928年以來一次又一次「站起來了」的排演塞進壁櫥，再用精心設置的無菌樂園培育下一代青年，最後將知道得太多的老一輩見證人趕盡殺絕，以免「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沒完沒了發生。

毛澤東機敏地發現，羅斯福、史達林、蔣介石和汪兆銘的路線衝突為他提供了玩弄權術的大好機會。黨內的列寧主義者習慣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共產國際的一部分，應該為莫斯科和重慶的統戰大局犧牲。毛澤東憑藉他對東方權謀和流寇社會的深刻理解，挫敗了列寧主義者，將史達林和蔣介石的資助用於保存實力和擴展領地的目標。

蔣介石出於借助共產黨消滅地方勢力、害怕影響重慶─莫斯科關係的考慮，默許了共產黨吞併華北、華中和西北的大部分土地。二戰結束前夜，延安和南京達成針對重慶的互助協約。華盛頓和莫斯科關於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安排，進一步捆住了蔣介石的手腳。

史達林在背後操縱

歐洲的危機和武漢的陷落幾乎同時發生，促使史達林改變政策。前期的政策是利用蔣介石政權，拖住深入亞洲內陸的日軍。後期的政策是聯合德國和日本，破壞和瓜分搖搖欲墜的世界體系。前後兩期的轉換大致以慕尼黑綏靖和武漢陷落為界，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蘇日中立協定》而完成。

三大革命勢力在東北亞勝負已分，日本和蘇聯實現了滿蒙互換。華北緩衝區由北平的政務委員會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瓜分，負責保護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周邊，正如南黎巴嫩軍為以色列守邊，黎巴嫩真主黨為敘利亞守邊。

莫斯科和東京瓜分了東北亞，內亞則是蘇聯的禁臠。蘇聯技術人員打通並維護莫斯科─阿拉木圖─迪化─西安交通線，同時給重慶和延安輸送軍事裝備。內亞各邦的長官無論名義上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穆斯林，實際上都是莫斯科的藩屬。周恩來和任弼時在這裡建立了可靠的後方基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