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民專欄》馬習會三周年看兩岸關係前景

兩岸關係長年冰封，高峰會當然是關係的重大突破。但環顧國際上類似突破性質的高峰會，與會者經常發表歷史性的文件或共同決定，譬如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率同國務卿季辛吉在上海和毛主席見面，雙方決定改變過去不相往來的冷戰格局，簽署《上海公報》，劃下關係正常化的路徑；再如最近舉行的川金會，雙方決定韓半島非核化，而兩韓峰會則經常以共同舉辦國際賽事為結論。相形之下，馬習會發生在太陽花學運後，兩岸形勢已經丕變，高峰會又沒有留下文字或其他方式的有實質意義的決定，因此，有人議論高峰會的價值，也就不足為奇了。

若能在高峰會簽訂實質意義的協議，徹底改變既有的冰封格局，當然是一件可喜的重大事件。但是，有意義的會議並不一定要有實質性的成果，有時候象徵意義也一樣甚至有可能高過實質意義。馬習會恰恰是這種象徵意義非常的高峰會。

馬習會象徵意義高

一般而言，和平環境、主權尊嚴、繁榮發展是國家戮力追求的3大目標，但正常國家並不需要擔心外力對和平環境和主權尊嚴形成威脅，政府只需善用形勢，對內把經濟整頓好，對外增加影響力即可。但是，台灣情況特殊，隔海的對手太過強大，3項國家目標都不易達成，民主選舉又造成不同理念的黨派人士，對國家目標界定紛歧，導致民主選舉和經濟發展難以兼顧。

經驗顯示，若兩岸和解，則台灣非但不需面對解放軍的武力恫嚇，台灣經驗贏得大陸人民的讚譽，對國家安全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還因為和平的發展環境，有利於經濟建設。在主權尊嚴方面，兩岸和解表示大陸方面的壓力減少，中華民國主權在國際上得以積極擴張，不但生存空間擴大，美台、台日關係空前良好，台灣重返聯合國周邊組織，國家符號在國際上也較易獲得尊重。譬如2008年北京奧運陸方以「中華台北」稱我，取代一貫對我的「中國台北」稱謂。就更不用說兩岸外交休兵對國際外交與區域經濟參與、以及陸客來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了。

相反的，假如兩岸相背而行，則3項國家目標全都不易甚至無法落實。和平方面，兩岸互信不再，導致解放軍鷹派得勢，或者藉機進行飛彈試射，或者兩岸處於戰爭邊緣，或者解放軍機艦繞台。

在主權方面，在大陸加大壓力下，「去政府化」和「去國家化」的情況嚴重，不但邦交國急遽萎縮，好不容易取得的國際組織參與權被迫撤離，外交部駐外單位名稱遭強行更改，連國際民航公司都被迫改變對台灣的稱號。至於發展方面，聯美抗中的結果，不僅喪失作為美中兩強平衡者的有利地位，無法左右逢源，只能照顧局部利益，成為強權爭霸下棋子的風險增高。

成強權爭霸下棋子

馬習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兩岸關係自對抗走向協商的飛躍，而是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全面提升，不論主權尊嚴、經濟發展、或是和平環境，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假如兩岸高峰會是國家發展重要指標的話，藍綠雙方就必須取得某種程度的共識，不宜繼續從勝選的邏輯激化對方，而應更多的思考和解的可能性。在兩岸政治問題難以取得進展前，台灣必須思考另闢蹊徑，才有可能再見峰會。

（作者為文化大學社科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