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文〈5-23〉刊出後,關於筆者提出「1979年美國政府倉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共產黨建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官員與一般人民對台灣頗覺歉意,可見美國人個性之善良正直,不願以大欺小,這個心理與情緒一直維持到今天。某個角度看,台灣因禍得福,相對而言,大陸因福得禍。」

張憲義博士回應:「是的,一般來說美國人個性善良正直,不願以大欺小,但它是普世價值,中國人也有這個普世價值。然而當談到這個美國的「『國』性時,那是另一回事。你看美國對中國是非常強硬與霸道的。至於談到『台灣因禍得福,或,大陸因福得禍』,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筆者認為張憲義博士是有道理的,整個事情必須具體分析。筆者強調,歷史不是機械地發展,而受到人與事件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個人與團體有意識地參與歷史的變動,是會有作用的,也就是說,未來的面貌由我們的過去與現在所定義。

對於「美國對中國是非常強硬與霸道的」,張憲義博士能夠這樣說,以他和美國方面的關係,是相當不容易的。在美國以及台灣的主流媒體上批評美國對中國過於霸道的,應該不多。而這符合筆者的觀點。

2000年以後,中共與中國其實並沒有產生從川普時期就宣傳的那麼多的「惡行」。中共的問題,內部遠多於外部,中共過去主動帶給他國重大損害的其實很少幾乎沒有(間接的如韓戰、越戰帶來該地的損害),這並不是中共專有的美德,而是中國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在中國歷史上,由中國本部政權大規模去占據或掠奪其他民族或國家利益的,除了元朝,例子很少。

因此雖然中共在思想與工作方法上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但是要像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主動去攻擊外國,中共至少到目前還沒有這個先例。所以,筆者認為美國對於中國的攻擊性態度,並且聯絡其他「文明」國家一起封鎖中國,是非常不公平的,這將相當程度地減低中國人和世界文明的交流,筆者認為美國是一種新軍國主義。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方國家認為中共違反普世價值。這一點,筆者需要說明,中共的思想與言行深受其意識形態以及歷史推演的深刻影響,和西方政府與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自由主義思維的方式差異甚大,而中共希望走出有異於西方的另類治理模式(alternative governing model),由於其政治專政性質,一時之間不易放寬言論自由以及依法保障異議者人權,並且進一步讓民間社會甦醒與發展,因此受到了相當的阻力,也包括大陸內部部分的知識分子以及部分海外中國留學生與異議人士的公開反對。

所以,就普世價值中的言論自由與人權價值來說,中共應該慢慢尋找接軌的作法,這對中國人民以及共產黨員的權益保障也是有益的、必需的。

近年來,美國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多,這牽涉到美國社會富裕太久的沉痾、全球化的影響以及美國政府的體制等等問題。美國在阿富汗留守20年,花費上兆美元,沒有打造出一個半現代化雛形的阿富汗國家,卻在撤軍過程中發生了種種難以想像的混亂,可以看出美國的問題現在還是冰山一角,由此美國本身在體質上的下降,已經是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

美國希望重複過去藉由冷戰而壯大的模式,以中國為第二蘇聯,結合西方以及反中政權(包括台灣的民進黨)圍堵中國進行軍事競賽,拉出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獨立或高度自治的議題,在中長期孤立中國的情形下,拖垮中國,以重振美國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筆者敘述以上的情形,其實並不複雜,端看我們選擇哪一個角度、哪一個立場面對中國(與中共)及美國,這其中會產生相當不同的差異。

另外,筆者鼓勵張憲義博士及早寫下他自己的回憶錄,張憲義博士回應:「謝謝你的鼓勵。如果您或您可以推薦一位有相同理念的歷史作家,我會考慮的,讓我們探討它的可能性。我同意你的看法,《核彈!間諜?CIA》書名誤導性很大。」這是一件很有意義,也很重要的大事,張憲義博士已近80歲,應及早開始著手,思考他一生經歷的事情與意義以及所堅持的理念,但是不必為自己過度辯護,以說明過程與原委為主,是非曲直由歷史來評論。

目前張憲義博士可考慮先勾畫出回憶錄的結構與寫出第一稿的章節,由此逐步充實內容。由於必須深入閱讀美國相關解密檔案,調閱當年中科院的檔案,嘗試訪談當年曾經了解部分事情過程者如歐陽敏盛、周仁章等先生等等,皆不簡單,加上對於張憲義博士當年赴美的動機、過程與影響,仍有不少不同與反對意見,因此所花心力將超過張憲義博士現在的想像。不過,凡事起頭難,一旦開始,便可一步步地走出來。

建議張憲義博士可嘗試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慢慢再整合起來,至於出版與銷售是最後的技術性工作。過程中如果張憲義博士尋找到適合的歷史學家合作,已經有了基礎工作,我亦願意完全地配合。張憲義博士是虔誠基督徒,可將此事放在禱告中,尋求上帝的旨意與祝福。筆者相信經過這個過程,張憲義博士會發現他自己也會有新的發現與新的看法。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23〉,敘述至1985年12月30日。本文時序進入民國75年(1986)。

※1986年大事記(續)

★1月1日,元旦團拜,歷時十分鐘。下午5時,總統在七海召見,指示與閒談:一、應加強中共軍方改革情形。二、垂詢上將級軍官生活應予照顧。三、許歷農應予培養。四、政戰學校應多研究馬列理論。五、本省籍軍官黨性、黨德堅強者,應培養為地方行政及黨務幹部。六、本省籍監察院副院長黃尊秋為道德好的正直人士。七、本省籍黨政幹部間相互鬥爭,糾紛很多。八、省主席邱創煥為人尚忠厚。九、對劉壽公(安祺)及尹杰夫(俊)時常懷念。十、沈昌煥(總統府祕書長)、汪道淵(國安會祕書長)中午一同與國防部高級人員午餐有益。十一、、蔣夫人有信諭示緯國可出使南非,擬於四月間決定,不必等到退役。十二、談及阿根廷出售潛艇事。

我們不清楚民國75年元旦,經國先生在這一天中還見了哪些人?未來要做這段時間研究的歷史學者,須去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查看《蔣經國日記》。此處,下午五時,總統在七海寓所召見,談話範圍廣泛,說明郝柏村是很得經國先生的重視與信任的,主題多是軍方有關的人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郝柏村日記中,第一次提到關於本省籍幹部的任用議題,經國先生所著重的似乎在於其是否忠厚老實,可能對於本省籍同胞的認識和溝通不是十分足夠,而來台的外省人基本上都可以了解他們過去的情形以及交友的網絡,考核起來準確度高。

國民黨開始起用本省籍幹部早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前後,時人稱「催台青」或「吹台青」(黃信介說「會吹牛的台灣人青年」),當年獲不次提拔的如許信良、吳敦義、吳伯雄、趙守博等皆2、30歲,而黃尊秋、李登輝、林洋港、邱創煥等3、40歲。後來證明這是一把兩刃的劍:第一,提拔的本省籍青年不是系統化的、有計畫的、從基層組織開始的,而是個別的挑選。

我們不清楚當時產生這些年輕的本省籍幹部的過程和原因,但是從結果論,相當成功,除了李登輝、許信良後來的選擇不同,其他人多數對於國民黨的忠誠與貢獻非常的大,如果不是這些人,國民黨就完全是一個外省黨。但是問題在於,經過了4、50年,檯面上還是這些本省籍大老,幾乎看不到完整的本省籍幹部「升官譜系」,說明國民黨缺乏一套組織工作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完整思想、政策與執行能力。

筆者認為這是國民黨一直不能和台灣人民與社會融合的一大問題,以至於國民黨到現在還在依靠軍方與外省人為支持主力,產生內部嚴重的同質性結構以及在思想情感上的不斷近親繁殖,難以融入異質性養分,這樣的同質性就產生了無意識的盲點,容易看自己人都是對的、好的,非自己人就基本不能信任,而且壞人居多。

第二,在「吹台青」的同時,並沒有同樣有系統地提拔外省青年的「吹外青」,使得經過了4、50年,檯面上主要還是這些外省籍大老和他們有關係的後代,許多中低層外省人心裡積累的怨氣非常地重,這一大群被國民黨有意無意放棄與利用的外省「邊緣人」,形成了近年來的台灣紅統派、親中國派以及韓國瑜支持者(韓粉)的主要成員,他們像大陸作家白樺所說的:「我愛黨,可是黨愛我嗎?」這些人中多數沒有參與政治經驗,缺乏足夠的領導與組織能力,經濟屬於退休金收入群,只能是投票部隊,沒有選擇地看見國旗、黨徽就跟著走,被長期以來擔任國民黨的官員、立法委員、議員以及深藍名嘴等的既得利益者所鼓動與動員。而這些人又由於家庭背景與意識形態,無法接受台灣獨立(不論真獨、緩獨、不統),因此又被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所排斥、所忌恨,形成一大群遍布海內外的深藍激進分子。

筆者認為台灣社會中的省籍情結在所難免,但是搞到今天變成「藍綠敵我關係」,基本教義派台灣獨立人士的激烈反中言行以及一再利用無所適從的外省人的國民黨核心分子具有同等的責任。

至於劉安祺(1903-1955)、尹俊(1909-1987),都是國民黨忠貞軍人,二人在戰敗中跟隨蔣介石來台,可謂板蕩識忠臣。他們都擔任過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安祺做到陸軍總司令,尹俊做到警備總司令,皆為上將。筆者比較了解劉安祺的歷史,1949年他任青島綏靖區中將司令官,6月份國軍從青島撤退,帶了大批山東人來台,據他回憶錄中說,他派人去到處拉人上船,拉多少是多少,筆者手中一時找不到他的回憶錄,記憶中有十萬之譜。

後來台灣到處有山東人(尤其是軍警界),台灣人開始吃麵食,就是受此影響,整個改變了台灣的飲食文化。筆者幼年居住芝山岩眷村,雨後新村12號,斜對門3號叢家即山東人,筆者一生愛食麵條、水餃、韭菜盒子與蔥油餅,並且可以講一些青島口音的山東話,乃由此來。

蔣氏父子皆喜歡個性耿直的山東與北方軍人,家父曾告知,筆者一時忘記是劉安祺還是王多年,擔任金防司令時,不喜參加政戰課程,被人告狀到蔣公處,蔣公問其所以,該司令官說:「俺什麼道理都不明白,但只明白一件事!」蔣公問是何事?該司令官大聲回答:「俺只知道效忠領袖!」蔣公大喜,以後該司令官即不用再上政戰課了,因為已經完全達到了政戰最高境界!

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國安會祕書長汪道淵中午與國防部高級人員午餐,經國先生說這樣「有益」,說明過去總統的重要幕僚和軍方高層的往來很少。由於高層官員之間的往來皆受經國先生的注意,以免形成派系,所以當年如果不是上面授意,這些人是不會主動地聚會的。這是否是受到大陸時期,國民黨內部有幾大派系如CC、政學系、土木系、三青團等有關,不無可能。

這也說明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是總統制,並不是雙首長制,許多事缺乏明確規則,需由總統指示辦理,行政院長明顯缺乏政治權威,弱化為總事務官,這個形式的缺點就是中低層事務官最了解問題之所在,卻不能有效提出意見,甚至有權直接處理,而需對待不了解實際情況的高層官員來主導方向。

這在中共方面亦同,尤其是毛澤東時期,一切以他的意思和指示去辦,周恩來則亦步亦趨。我們從這些現象與其中細節,可以看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人的因素占相當比重,西方國家亦然,但是他們比較有一套明確的、公平的法制和習慣所形成的遊戲規則。因此,所謂民主政治,對於如何做好一件事,在非西方國家中其實比想像中難得多。

溫哈熊上將(右)接任聯勤總司令,左:蔣緯國,中:郝柏村。(黃紹川攝)
溫哈熊上將(右)接任聯勤總司令,左:蔣緯國,中:郝柏村。(黃紹川攝)

關於蔣緯國(1916-1997)的去處,蔣夫人有信諭示可出使南非。此事變得錯綜複雜,說明蔣緯國已經事先聯絡蔣夫人,要求能有較好工作安排。之前蔣緯國已卸任聯勤總司令,由經國先生看重的溫哈熊中將接任。此時70歲的蔣緯國在過渡時期的聯訓部上無實際工作可做,他如果去南非,也等於耗掉晚年生活。

★1月3日,胡炘來談,年來由於新加坡經濟不景氣,急欲拉攏與大陸關係。又談及李光耀總理一意培植其子李顯龍,因而非常注意台灣對蔣孝武的謠言與攻訐。

新加坡代表胡炘曾任總統府侍衛長,其子胡定吾畢業於台大,留美後取得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財務管理碩士,1980年代中期回國後即任金融機構高職,後長期擔任中華開發銀行總經理。蔣孝武當時因外界謠言牽涉江南案,經國先生決定派其出任新加坡副代表。在郝柏村日記中,我們沒有看出蔣孝武和江南案的關係,郝柏村亦沒有說蔣孝武沒有涉及江南案,使得整個事情撲朔迷離。至於李光耀很早即欲培植李顯龍,外界一直不明情形,看郝柏村日記才知屬實。

★1月6日,接見美中情局東亞司長葛瑞禮,他談及美國對自由中國及共產中國的雙重標準,表示並不贊成,另對我在滇緬邊區的情報活動並不反對,並認有其必要,但應與鴉片走私斷絕一切關係,余亦當面提出保證。參加俞院長宴請高華德晚宴。

美中情局東亞司長葛瑞禮由於工作需要,對於我方在滇緬邊區的情報活動表示支持。該地區的情報工作長期由情報局派出,江南案後,情報局改制為軍事情報局,由郝柏村參謀總長節制,所以郝柏村可以向中情局東亞司長掛保證絕不涉入當地非常普遍的鴉片(俗稱白粉)交易。

1986年01月17日美國聯邦參議員高華德(左)偕同助理等八人,坐美國空軍專機到達台中清泉岡空軍基地時,我國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在基地迎接。(中央社攝)
1986年01月17日美國聯邦參議員高華德(左)偕同助理等八人,坐美國空軍專機到達台中清泉岡空軍基地時,我國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在基地迎接。(中央社攝)

俞院長為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高華德(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1998)為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長期堅定支持中華民國。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決定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斷交,高華德在最高法院提告卡特,主張總統不能在沒有國會通過的情況下中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最後最高法院宣判高華德敗訴,認定外交關係屬於總統的政治考量權。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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