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相當出人意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兩位對當局失望的將軍,張學良和楊虎城,調動所屬東北軍的部隊,將蔣介石和隨行的高級官員拘禁在西安附近華清池的臨時住所處:

蔣介石住在華清池內院最後一排房子裡,槍聲和喊聲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一開始,他以為是紅軍打進來了,嚇得發抖,披著睡衣,拖著鞋就往外跑。這時前院槍聲正緊,他知道院內不能藏身,就向後門跑去,門鎖打不開,在一個守夜侍衛的幫扶下,才爬上牆頭。誰知借山勢砌的院牆裡低外高,他倉皇失措,一害怕就從牆頭跌到牆外七、八尺深的亂石溝裡。脊骨摔傷了,腳也碰破了,還丟了一隻鞋。他顧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最後,由他的一個侍從副官把他背到山(驪山)腰,在一塊名叫虎畔石的石頭後邊的亂草叢中躲藏起來。

捉蔣部隊衝進蔣的臥室,發現蔣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餘溫,蔣的衣帽、假牙還放在床頭,座車也在車庫內。根據情況判斷,估計蔣介石不會跑遠,立刻搜山,果然在亂草叢中找到縮成一團的蔣介石。上午十時,東北軍戰士連拖帶架把蔣介石塞進汽車,押送西安新城大樓。這座大樓是楊虎城辦公、開會和接見賓客的地方,根據事先安排,作為蔣的住處。

這一段描述完整節錄自《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一書,反映出這個事件在中國的說法。書籍作者聽起來就像是站在穿著睡衣的蔣介石所藏身屋外同行的其中一員一樣,添油加醋地講述著整個劫持的經過。這個事件經常被拿來作為例子,說明蔣介石有多麼懦弱和不誠實,而周恩來又是如何的始終如一、威信懾人和精於說服。

蔣介石透過他的情報網絡對張、楊與中共的祕密接觸早有察覺,而中共領導人對這兩位將軍想要說服蔣合作形成統一戰線的急切意念也知之甚詳。但把蔣介石和他的衛隊都拘禁起來一事仍然讓中共相當震驚,進而在當晚張學良致電保安請教中共意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回覆內容友善,遣詞用字恭謹有禮:「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

政治局在隔天開會時對情況還不太清楚,毛澤東概略報告了一下政治情況,周恩來則發言較長,表示要對國民黨發動夾擊,不要公開和南京政府對立,但可以設法孤立蔣介石。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政治局決議通電張學良,確定周恩來前往西安的行程,並請他派飛機赴延安來接。張學良回覆:「現此間諸事順利,一切恩來兄到後詳談。」

周恩來的延安之行

這是個極其不尋常的任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第一次以非祕密身分前往國民黨控制區。十二月十五日一早,周恩來帶著十八人代表團,騎馬從保安前往當時還在民團控制下的延安,而延安也在不久後就成為中共各重要部門的所在地。他們冒著大雪,在安基停留一夜,隔天傍晚抵達延安北門外。當地游擊隊告訴他們,當天下午曾聽到飛機聲,但沒遇到人,就沒有停留。由於延安不在他們控制下,代表團留在城外沒進去,準備乘車走陸路前往。十二月十七日清晨一架飛機終於出現,周恩來寫了一張字條給延安縣長,希望能准許他們通行前往機場。這架飛機是張學良的座機,中共當地聯絡人劉鼎在機上等候,並在飛往延安途中向周恩來作簡要報告。多年後,劉鼎回憶當時周恩來曾強調:拘禁蔣介石不是在軍事上打敗蔣,蔣的命運也不會像是俄國革命後的沙皇,或是滑鐵盧之後的拿破崙。

當飛機降落西安時已是當天晚上,劉鼎帶著代表團前往七賢莊一號,那裡在以後就成了中共在西安的辦事處。當天晚些時候他們再前往張學良位於金家巷五號的宅第。那是一個傳統的中式院落,有三幢樓房,張學良住在西邊那幢,周恩來和代表團人員住在東邊。張學良和代表團一樣都急於想見到彼此,張不知道下一步要如何處置蔣介石,著急著想要聽聽周恩來的意見。

在西安事變發生後時間很快的來到第六天,南京政府下令派出討伐軍,並以飛機對西安東邊的渭南和華縣進行轟炸。澳籍記者,同時也是孔家和張學良的朋友端納(W. H. Donald)帶著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所寫的信函飛到西安,信件由張學良親自帶給蔣介石,並在信中描述當前的狀況是「戲中有戲」。十二月十七日早上,另一位國民黨將軍蔣鼎文帶著委員長的手令,要何應欽將軍停火三日。對於蔣介石的處置仍無定論,有些人主張處決,有些則主張關押到蘇區。

周恩來飛來西安撲向這個亂局,並和張學良竟夜長談。張學良仍然保持著他的看法,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抗日的人,而且再三強調一旦蔣同意停止攻擊中共,就必須釋放。周恩來承認中共對西安事變的發生感到震驚,並且同意張學良提出的觀點,但仍規勸要謹慎行事,畢竟蔣介石雖然遭到拘禁,但並未失去力量。周恩來思索,可以用抗日不力為由將蔣介石交付審判,但會讓日本更有侵略中國的理由。最好的做法就是說服蔣介石一致抗日並將之釋放。當天晚上他致電中共中央,

「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蔣介石被當成對南京政治施壓的人質──特別是對那些被中共認為在蔣身邊的「親日派」,要求停止對共產黨軍隊的攻擊。中共中央毫無異議地支持周恩來,並在隔日致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強調和平解決這場危機。然而,信任和信心的建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企業家宋子文出發前往西安。宋子文是宋美齡和她姐姐們的兄弟(譯註:宋家以宋靄齡最長,宋慶齡次之,宋子文居三,宋美齡行四,其後還有宋子良及宋子安,共六位兄弟姐妹),被西方稱為是T.V.宋。為了準備宋子文的前來談判,周恩來和張學良提出五項原則:一、停止內戰;二、下令全國抗敵支援綏遠(綏遠是蒙古地區的一個行省,深受日本威脅);三、肅清一切親日分子;四、由宋子文在南京成立過渡政府;五、成立抗日聯軍和釋放政治犯,武裝群眾,並在西安召開成立「救國會」的籌備會。

周恩來於十二月十七日將他所設想的這幾個原則電告中共中央。他另外還和張學良討論一些確保紅軍安全的做法,商妥攻占陝北幾個城鎮的時程,其中包括延安。延安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成為中共各司令部新的所在地。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周恩來前往楊虎城在九府街的宅邸拜會,轉達中共中央的問候──楊虎城曾經和中共有著長期的友好關係──並且和楊說明與張學良的討論內容。楊虎城有些驚喜,他原以為中共會藉這個機會除去蔣介石。他表達了釋放蔣可能會產生後果的疑慮,提醒周恩來他還在蔣的麾下,如果蔣一旦翻臉,他可能就會遭到報復。周恩來表示理解楊的顧慮,但說明現在的情況不是只和中國的政治及軍事領導人有關而已,國際情勢已然改變,英、義政府和反法西斯陣營都要求蔣要採取更堅定的路線抗日。蔣介石必須抗日以求生。周恩來也對紅軍所做的一些事表達歉意,包括殺害楊部一名旅長,該旅長還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譯註:此處所指為當時任職楊虎城所轄十七軍警三旅旅長,後中共承認為「誤殺」)。楊虎城表明對中共的敬佩,並聲明願遵從他的上司張學良的領導。

周恩來在當天即去電報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銀行家及國民黨政治人物,娶宋家大姐宋靄齡為妻)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精衛)將回國。蔣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

中共於十二月十九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對於情勢的掌握更為清楚。毛澤東認為南京政府的注意力都放在蔣介石被捕一事上,並動員軍隊對付在西安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毛還表示中共的主要關注點並不在蔣個人身上。張聞天明白要將蔣交付「人民法庭」公審不妥,中共應該要盡量爭取時間。

每個人心裡都明白國民黨軍隊可能會開向西安。在西安的中共人員必須讓自己轉變心態從對抗國民黨成為與國民黨合作,周恩來也要設法配合策略改變打造出一個新的政治架構。這時突然出現一個「雷電社」的組織,他們擁有自己的電台,傳送西安將會被攻擊的各種小道消息。周恩來調查後發現是幾個東北軍中的年輕軍官,他們以為他們的做法是支持革命的,周立刻停止這個電台的傳送活動。

在保安的毛澤東正致力於為當前革命階段做出理論上的聲明。在西安的周恩來則不僅親身執行著談判任務,同時也是最了解蘇區實際需要的人。這些需要包括開通西安和延安之間的運補道路,讓糧食、衣物、藥材得以運送,並讓具有熱情和愛國心切的年輕人能前往延安。

張學良雖然對周恩來及他的同僚放心,但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卻有所疑慮,尤其是《真理報》和《消息報》(Izvestia)還聲稱他和楊虎城與日本人的陰謀有所牽連。中共想讓莫斯科知道事情發生的情形,但因為通訊問題,中共常常必須不靠共產國際的意見逕自獨立處理。周恩來以莫斯科會支持他們來安撫張學良,等通訊恢復後,莫斯科同意了中共所採取的行動。

博古和葉劍英雖然啟程前往西安,但卻遲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才抵達,所有當時在現場的決定都是由周恩來所為。周恩來對應危機的冷靜從容、細膩嚴謹和工作效率,以及廢寢忘食的態度都留存在眾人的印象中。

共產黨和在南京國民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於焉開通。宋子文由端納相伴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飛到西安。宋子文不僅是蔣介石的妻舅,還是一位國民黨內的重要人士,受英、美影響很深,不是「親日派」。當時這場在西安的談判究竟如何並不明朗,隨後卻有很明確的政治理由讓所有參與者都強調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是正面角色。張學良告訴宋子文,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將領們都已達成共識,只等蔣介石同意他們所提出的原則(那時已從五項原則增加為八項)。宋子文沒料到周恩來在西安,他們沒有直接接觸,宋派助手郭增愷和周見面。周恩來強調中共並沒有參與劫持蔣介石,而且他正為和平解決此事而努力。宋子文對這番求和的回覆大喜過望,隔日即飛回南京。

(本文摘自《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內容簡介】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的開創元老之一,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世界的關鍵人物,在同時代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幾乎無一善終之際,唯有周恩來始終安在毛澤東身邊大權在握、全身而退。

他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罪惡的共犯?還是最後的道德底線?

歷來眾說紛紜,邁克‧迪倫以第三方的觀點重新精彩詮釋周恩來謎樣又複雜的一生。

神祕、高貴、王位背後的權力——這幾個字就足以代表周恩來截然不同於當代其他中共高層的形象與政治生涯。

他出生於 1898 年,曾是蔣介石更是毛澤東的親密夥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總理,1949年上任直至1976年過世。他也是鄧小平的主要盟友——對鄧小平在農業、工業、科技和軍事方面的「四個現代化」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他是一般公認中國走向超級大國地位的主要設計師,也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關鍵人。

周恩來並不符合任何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刻板印象。他有教養,溫文爾雅,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和知識分子形象的人物,深受非共產黨人、外國人和他的夥伴喜愛。他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複雜的人物之一,或許也可以說是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儘管他的影響從未像毛澤東那麼明顯。在這本書中,邁克.迪倫將他恢復到他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並分析了一個「非僅是政治操作員」的「人」的角色。

【作者簡介】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是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曾在那裡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他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等。

【譯者簡介】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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